海南是个公认的“方言宝库”
海南是个公认的“方言宝库”，岛上通行的除了普通话，还有黎语、海南闽语(海南话)、儋州话、临高语、客家话、村语、勉语(苗话)、回辉话、军话、附马话、那斗话、广州话、迈话和壮语等14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和方言。
貌似任何地方的西部都有着其传奇色彩，海南也不例外，仅从语言现象来看，海南岛14种方言西部就占了12种。仅儋州市境内就存在8种方言，其中那大镇更集齐了全市的方言，置身那大市井，便可感受到什么是南腔北调，仿佛这里的人们生活在“巴别塔”之下。
在儋州那大，73岁的唐诗圣颇有些名气。名为“诗圣”，自然和诗有些渊源，但他最绝的是嘴上的功夫———他能讲儋州地区通行的8种方言。
这位精神充沛的老人，说话音量有点大，却非常儒雅。从他的嘴中，能够冒出军话这样的北调，也能说出儋州话这样的南腔，此外还精通客家话、白话、广州话、临高话、海南话、普通话，黎语和苗语也能“说说”。
一人能讲8种话
么漏摆?”(临高话，你去哪?)
“落该啊。”(军话，逛街啊。)
“食早了么?”(客家话，吃早饭了吗?)
唐诗圣习惯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到街上散散步，遇到熟人就会寒暄几句，碰到说军话的，就用军话来打招呼;碰到说儋州话的，就用儋州话来打招呼;碰到说客家话的，就用客家话来打招呼……
唐诗圣，1939年出生于儋州三都唐屋村一书香门第，“四人名列儋耳志，五代书香雅人家”，他被称为“儋州雅人”。
7岁前，唐诗圣都生活在三都，这里属于海边，家人及周边居民都讲儋州话，也称海边话，那时，他只会讲儋州话。1946年，唐诗圣被父亲送到当时为儋县首府的新州念小学，在学校里他接触到了儋州话的另外一种读音，也就是字音，专用于吟诗作对。
1948年，唐虞政被那大第二中学评为教师。1952年，小学毕业的唐诗圣随父亲到那大二中读书这一经历，让他的舌头与众不同。当时，那大虽不是县政府所在地，但是因为其地处儋州交通要道，各个乡镇的学生都到那大二中读书，让这所学校成为“语言博览馆”。
“有来自南丰讲客家话的同学，有来自和庆讲临高话的，有来自那大墟讲军话的，有来自东城讲白话的，还有来自兰洋的黎族、苗族同学，而老师很多来自广东讲广州话。”唐诗圣说。
在那大读书，让唐诗圣惊奇的还有，不仅是学校里南腔北调，那大镇也是南腔北调，每种方言，在这里都能找到相应的村落。
“那时，普通话并不像现在这样流行，同学往往会用方言交流。特别是，小孩子调皮，经常会用方言来骂人，你得去学，否则自己被骂了也不知道。”唐诗圣笑着说，慢慢地听多了，说多了，也就会讲了。
1959年，唐诗圣考上了位于广州的华南石油学院，习得了广州话。1960年，唐诗圣大学毕业到海南农校教书，在海口学会了海南话。
那大，多语言者炼丹炉
1985年，海南籍语言学家梁猷刚曾记录下一段趣闻：有一天，我们在汽车站听到下述的对话。一个青年匆匆走来：“买到新州的车票。(儋州话)”，售票员回答：“没有了。(儋州话)”;一个中年人问：“买一张去海口的车票多少钱?(军话)”，售票员回答：“三元五角五分。(军话)”;又有一个妇女来问：“去临高多少钱?(临高话)”，售票员回答听不清楚。
将近30年过去了，这样的景象在那大镇还时常上演。记者采访儋州那大居民王玉刚时，他不时接到生意伙伴的电话。第一个电话，他用军话交流，第二个电话用儋州话，第三个电话用粤语，第四个电话用客家话。
今年50多岁的王玉刚，属于那大城区人，所操“母语”为军话。上学后，慢慢与周边同伴交流多了，逐渐学会了儋州话、客家话、白话、临高话、海南话、黎语等，能说8种方言。
那大镇，在这个20多万人口的镇上，一共汇集了儋州话、客家话、军话、临高话、白话、海南话、普通话以及黎话、苗语等，被语言学家称为“语言博览馆”，“多语言者炼丹炉”。
据钟平编著的《儋县概况》，那大镇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明万历年间设那大营。原有两个村庄：一个叫那恁村(讲临高话)，一个叫大同村(一说南大村，讲客家话)，后来两村各取一个字合为那大。明朝设那大营带来了军话，造成了“该里语言以客话为多，临高话次之，惟那大镇全说军话。”(民国《儋县志》)
在那大镇中心区居民主要讲军话，在其边缘曾出现过三条“语言街”——“梅县街”讲的是客家话，“临高街”讲的是临高话，“儋州街”讲的是儋州话。
多种语言环境，也就造就了能说多种语言的语言达人。王玉刚说，自己并未特别地去学习多种方言，而是小时候跟操不同方言的同伴玩得多了，就会说了。
“处于南腔北调的环境中，也就容易习得南腔北调。”唐诗圣说，除了临高话，儋州汉民族的语言种类虽然繁杂，分布错落，但是因为它们都是从古汉语中分化发展起来的，在语音上都有整齐的对应规律，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也大体相同，甚至多有互为通假，所以很容易学会其他方言。
一家人讲三种话
操不同方言或语言的人混居，因为通婚，经常会出现一家人讲几种方言。唐诗圣后来娶了客家女子为妻，儿子又娶那大本地人为妻。“以前，家里语言很单纯，只有儋州话;而现在，家里的语言复杂了，有三种之多。”唐诗圣说。
唐诗圣的母语为儋州话，其妻子母语为客家话，儿媳母语为军话。“一家人交流，经常会在几种方言之间跳跃。”同是吃饭，客家话是“食饭”，儋州话是“嚼饭”，军话是“起饭”。
位于那大镇东门街一家旅馆老板陈丽梅，40岁左右，客家人，年轻时嫁给了那大镇说儋州话的男子，而丈夫的父亲是临高人，讲临高话。“在我家，我是说客家话的，丈夫是说儋州话的，公公说的是临高话。”陈丽梅说，那大镇语言丰富，因着通婚，家里就像一个“小联合国”。
为方便交流，像陈丽梅这样的人家，家里人一般都会去学几种方言。现在，她经常会根据顾客的母语，而说客家话、儋州话、临高话、军话。
儋州居民谢有造家里也是同样的情况，“我说儋州话，妈妈说军话，儿媳说白话，女儿嫁给客家人，说的是客家话，孙女习惯跟我们讲普通话。”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阿婆用军话教育孙子，而孙子则用儋州话回应。
方言达人老矣
1979年唐诗圣回到那大二中教书，儋州市新闻中心主任罗智才成为他的学生。罗智才还记得，当年在那大二中就读时，唐诗圣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东城镇抱舍村的，然后唐老师就用白话跟我讲。”罗智才说，同样的，其他同学讲什么话唐诗圣就讲什么，所以学生都愿意跟他亲近。
不过，这样的场景几乎不会再见。虽然，儋州能操多种方言的人并不少，但大多年过半百，年轻一代很少有人懂数种方言，在学校，也都使用普通话。
“我的儿子们只会说儋州话，懂点客家话、军话。”唐诗圣说，到了孙子孙女这辈，就只会儋州话和普通话了。
同样，王玉刚的儿子也只会讲母语军话，他的孙子则只会讲普通话。
儋州人受方言影响，普通话的口音很重。为了能让下一辈能够讲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许多年轻父母就从小教小孩普通话，而不是方言。特别是随着外地媳妇越来越多，普通话已然成为一种强势语言，开始“蚕食”方言的功能。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剑三认为，一种方言承载了一种文化，儋州市许多文化特色都承载在方言之中，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本土文化的延续，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要留住方言，就要利用和创造方言的语言大环境，建立和提高儋州人保护自身文化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