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会是多少？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重要的政策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有可能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是合适的。基于对发展机制的分析框架（《追问增长根源：政府的罪与罚》），以及日本、韩国、巴西等国的比较研究，我们的分析发现，中国未来10年的平均增速有可能降低到5%～6%水平。这一估算低于林毅夫教授的期望值，不过高于北京大学佩蒂斯教授的估算值。
换言之，与2001～2010年十年期间取得的10.5%的平均增速相比较，中国经济可能不得不遭遇痛苦的增速下台阶。本质上，这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享受之前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红利却在制度改革上严重滞后所不得不承受的苦果。
不过中国并非第一个经历这一转变的国家——韩国的经济发展史是先例，展示了类似的增速下台阶的动力机制与时间框架。
如同世界银行的研究所发现的，每一个取得了经济赶超业绩的经济体都是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实施者，这暗示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超越表面的重要性。按照我们前文论述，可以将整体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出口部门直接接入全球生产链条，对于学习与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经济流程具有最小半径，后发优势能够得到最佳利用。这样，出口部门具有最快的发展速度。出口部门获得的技术进步与经济流程改善首先溢出给为其服务的国内配套部门，并透过后者溢出到第二层次的配套部门，如此，涟漪效应之下，整体经济技术水平快速上升，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
这个过程之中的技术进步依靠投资而固化在生产流程中，反映在数据中的投资对增长的贡献实际上更主要地是度量了技术进步的贡献。
以韩国为例，成功的经济赶超过程往往都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革与建设阶段。赶超经济体，按照定义，往往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朴正熙总统上台之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以间接融资方式支持私营企业，在国内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在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如汉城至釜山高速公路、中央线等电气化铁路等大型项目。由于这些项目内嵌现代技术，具有被验证的技术与经济合理性，它们的完成有效地提升了韩国的经济技术水平，为韩国经济腾飞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72年，投资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
第二个阶段，出口拉动阶段。韩国一直坚持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出口年均增速高达接近40%，随着出口部门占比逐年增大，1972年之后，出口贡献压倒资本形成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70年代，出口贡献占经济增速的76%，80年代仍旧高达56%。
第三阶段，杠杆化发展阶段。1989年之后韩国出口速度趋缓，新上台政府仍全力追求增长，并依靠政府对金融业、财阀的紧密联系，依靠庞大的固定投资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个阶段资本形成贡献超过了出口贡献，付出的代价是过剩产能与债务比例的直线攀高。过高的过剩产能压力之下，1997年危机爆发，资本形成贡献直线下滑，经济增速也下台阶运行，迄今没有恢复。
日本经历了类似的三个阶段，其中，1972年经济危机之后日本政府不能容忍经济增速的下滑，执行了大手笔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但其巨量投资并未扭转日本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趋势，反而令过剩产能与债务负担直线上升，并最终导致1989年的总崩溃与随后“失去的20年”。
巴西的失败源于第二阶段。60年代巴西军政府上台之后执行了与朴正熙总统类似的政策，重大的区别是其经济计划大多数由国营企业来完成，导致巴西经济从来没有成功地走入第二阶段：在60年代投资拉动的高速增长终结之后，巴西未来依靠出口贡献接力增长，反而由巨额无效投资、政府赤字酿成债务危机与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受挫。
中国的经济起飞经历了与韩国类似的历程。80年代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巨额投资成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过剩产能从20%左右跌落至个位数水平。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受到影响，资本形成贡献大幅飙涨，拉动经济增速，不同之处是过剩产能开始稳步上扬。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经济起飞进入到第二阶段，出口贡献超越资本形成贡献。与韩国不同的是，这一阶段中国继续保持着非常高的投资增速，而由于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过剩产能持续升高。如此，中国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合二为一，在这个10年所取得的10.5%的增速实际上是出口快速增长与加杠杆拉动的综合后果。
这一特点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打下了深刻烙印：当出口增速不可避免必将下滑的同时，资本形成贡献度也将在过剩产能压力下下滑，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轴心下移。
先来看出口部门增长潜力。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过去20年是全球化速度最快的20年，出口贸易增速达到6.26%，高于实际GDP增速（2.7%）但低于名义GDP增速（8.3%）。未来，有理由相信全球出口速度有可能低于过去20年速度：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债台高垒，未来很可能处于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对别国产品的需求增速放缓，实际上，过去20年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正是发达国家的需求泡沫。其次，这一轮全球化过程消减了很多贸易障碍，未来可以大幅消减的障碍减少。基于这些考虑，5%～5.5%左右可能是可以期待的区间。
而从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的角度看，很难期待它继续大幅度提升。首先，人民币在经历大幅升值之后，低估程度从1994年之前的100%以上收窄到零附近。其次，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耗尽、消费占比转折上升，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快速耗散之中。第三，中国的出口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一般贸易占比超越加工贸易，出口中机电产品占据半壁河山。在这种产品结构下，要取得进一步的全球份额，中国需要向占据更高价值链地位的发达国家出口大国如德国、日本等国挑战，竞争优势更多地不再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而是科技水平与创新速度。这方面中国难有绝对优势。第四，过去20年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移至中国有关，未来，这一转移速度注定将会下滑。
历史上，日本出口占全球出口比例在达到8.8%的高位之后开始下滑，到2011年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比例已经高达10.4%，继续上升的空间不大。
结合全球贸易增速的降低与中国份额接近顶峰，我们预计未来10年中国出口速度约为6%～8%水平。这一速度仍旧相当高，但与过去10年我们曾经取得的21.3%的速度无法同日而语。
再来看非出口部门。如前所述，非出口部门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速度取决于两个成分：内生速度与出口部门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就出口部门技术进步外溢效应而言，取决于出口部门增速与内生增速之差、出口部门占比、资本形成增速、过剩产能及外溢效应参数；就内生速度而言，主要取决于后发优势、资源配置体制改革。在过去10年，出口部门平均占比约为31.7%，平均速度约为21.3%，贡献了10.5%经济增速中的6.8%，非出口部门平均速度约为5.5%，其中外溢效应为1.5%，内生速度为4.0%。需要注意的是，4.0%的内生速度远低于上一个10年的8.0%，及上世纪80年代的6.6%，反映出中国后发优势的减小以及改革滞后的负面影响。
基于此，假设未来10年出口增速为8%，占经济比例约为30%，内生速度为3.8%，过剩产能平均为30%，则经济增速将为5.4%左右。需要说明的是，按照之前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发展情况看，以上假设并不能称为过分悲观。
正确判断未来增长潜力才能冷静终结过去10年得失，得出正确的经验与教训，也才能沉着应对未来将会到来的惊涛骇浪，不可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