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如今，依然生活在恐惧中
大家好，我是任建宇，事到如今，我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
一切开始于2011年的8月17日，我第一次被带到公安局协助调查。警察在我的电脑里找到了我发在微博和空间的一些图片和链接。他们在看了这些具有搞笑成分的内容的时候，他们也显得很开心。在公安局 ，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去浏览发帖、为什么要去发这些内容。我当时不知道向他们如何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发微博、发图片、发链接。且不说我有没有权力去发，我只是不记得我为什么要去发了。如果当时我能问一句“为什么不能发？宪法不是规定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也许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那时我不敢，因为恐惧，发自内心的恐惧，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即使我坚信所发的这些东西于人于己于国于家不说有益至少无害。
第二天他们送我回到镇上，在我的宿舍里他们收走了像《中国不高兴》之类的书。他们说以后这样的书就别看了，我理所当然的同意。我只希望事情尽快的了结，他们尽快的离开，我就没事了。回到办公室，我退出了QQ群，也准备删除掉我的微博。
但是下午六点，我再一次被带走，警察说要被刑拘。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严重。在公安局录指纹的时候，因为害怕，手不停的出汗。警察问我：“你现在知道害怕了？”是的，那一时刻我是真的害怕了。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会被以什么的罪名来接受调查。我只是害怕，不知道如何去应对。
在被送到看守所之后，警察不知道我是什么罪名，他们在打电话问过重庆之后告诉我：“你看你这罪名多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这里办过的最大案子才是偷越国境。”当这样一个罪名扣在我的头上的时，我既觉得可怕又觉得可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可是可以枪毙人的罪名。而我仅仅是在微博上发了几个帖子，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而且几乎都没有人回应过我。却把这个看着稳稳当当的国家政权给颠覆了。
看守所里，他们替我分析了我的思想。
在之后的三十多天里，我一直被关在看守所里。看守所那狭隘的空间逐渐容纳不了这迅速膨胀的恐惧。最初我坚信和警察好好配合，把我的事情说清楚，我就能够出去了。但是这种想法在一次一次的讯问过程中开始动摇。
讯问的过程中有太多无法忘记的细节，比如他们告诉我：“像你这样的罪名，在几十年前一个村长就可以把你枪毙了。”比如他们把我一件印有“不自由，勿宁死”的文化衫作为物证，并让我向他们解释“ 不自由，勿宁死”这六个字的含义。他们听了之后，也替我分析了我的思想。记录的女警察是一个好人。她说：“让别人自己说吧。”讯问的警察训斥道：“他知道什么，他现在头脑一团浆糊。你按我说的写就行了。”
在之后的一系列的解释，也就这样一个模式进行下去。当最后一份完整的询问笔录摆在我的面前，需要我签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里面几乎没有我的真实意思。可是我不敢提出异议。我顺从的签下了字“以上记录属实”。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细节都加深了我的恐惧。而不可预知的未来又开始让我变得焦虑。这些都折磨着我的意志，超出了我的承受力。
之后，警察给我送来了劳教的聆询通知书。他们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情况，上面是要做三年的劳教。但是局里考虑了一下情况，只做两年。但是我们考虑了一下你，两年时间太长了，如果给你做两年，就把你废掉了。我们只给你做一年劳教。当时我问他：“聆询是做什么？”他说聆询就是在大街上随便去找几个人，给你开一个座谈会。但是你这种罪名，做什么都没用。我想，无论如何都要被至少劳教一年，那我干脆放弃吧。如果聆询了劳教一年，至少我还有一个期许的未来。当时觉得身上的压力顿时轻了不少，我想干脆放弃吧。也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中，我放弃了所有可能保护我不受其它处罚的权利。之后我补签了拘留通知书、搜补令、延长拘留通知书等等一系列的文书，也失去了在被送往劳教所之前最后的抗争权利。
但是之后，我拿到劳教决定书，上面写着“劳教两年”。而之后，我才知道劳教早已经没有三年。
“一直这样下去，人就废了”
在被送到劳教所之后内心的恐惧达到了极点。面对这样一个环境，面对性格各异的同教，你在正常社会建立起的这种自信被一点一点的吞噬掉。
劳教所里的每一天都是重复的，在这样一个同样的空间，面对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任务完不成要扣分，而扣分则意味着要加刑。
我无法想像如果这样的生活持续两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赶紧给我女朋友写信：“无论如何，想办法给我带点书进来。两年下去，人就废了。”
我也给家人写信，希望找律师；我也希望把我的事情发布到网上求助。为了避开信件检查，我也给我女友写了一首藏头诗：“微风细雨吹，薄酒品一杯。只求意中人，化助蝴蝶飞。”前两句的第一字和后两句的第二字，“微博求助”。
可惜，女友当时并未会意。她也来信告诉我，因为案件过于敏感，当地律师没有人愿意代理。她也因为害怕，取消掉我微博的所有关注、删除掉我发布的所有微博。当时我深深的叹一口气：以后所有能够证明我清白的东西都没有了。
之后检察官也找我谈话，他们告诉我：“就你这样的罪名，在重庆是不可能翻案的。好好的安安稳稳的把这两年坐满之后出去吧。”
与此同时，家人还在因为恐惧而不知所措。劳教决定书所规定的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当时我无奈而绝望，似乎无法改变失去两年自由的现实了。
一年多来，第一次感觉自由唾手可得。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今年的8月份。一天在车间里，一个警察急匆匆的跑来问我怎么劳教决定书上网了？我当时的第一感觉仍然是害怕，我害怕这样会给自己给家人带来更多的麻烦。虽然这时候离我的刑满还有一年多，但是至少我呆一天少一天，不会再有其它的曲折了。即使在这之前我坚信只要我的事情在网上发布出来，我是肯定能够离开这个让人感觉不到希望的地方的。之后我给我女朋友打电话，我问她来找她的是记者吗？看过记者证吗？等等之类的问题。她一下就被我问哭了。当了解了事情原委之后我告诉她，放心吧，不会更坏的。
在这一天之后，我在里面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曾经关系不错的警察不敢再和我吹牛聊天，曾经严肃正经的领导开始对我嘘寒问暖，曾经消停一段时间的恐惧又开始笼罩着焦躁的我。
几天后，女朋友探视时告诉我北京的浦志强律师来了，很快会来见我，内心虽然很担心，但我知道机会来了。
紧接着我曾经的办案单位也来了，他们告诉我可以给办所外执行。只要我愿意，很快就能办下来。我开始觉得心动，如果可以你随时都可以出去了，这是一个每一天都在期待的结果。一年多来，第一次感觉自由离我那么近，唾手可得。
这种心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不断的有人告诉你：
“你这个案子胜诉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为零，政府怎么会自己判自己输呢？”
“你这样做让政府难堪，他们会让你好过吗？”
“我们这样做是帮你，我不做这些事，还不是照样给我发工资？”
我感觉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的目的是让我撤诉。我要在自由与上诉的权利之间作出抉择。我依然恐惧，这次我仍要在恐惧中放弃上诉的权利吗？
我的律师一直握着我的手。
在这种疑惑的煎熬中，等来了庭审的日子，在面对作为被告的劳教委问询时，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害怕，我无法正常表达自己，手不停的抖动，我的律师浦志强一直握着我的手，而浦志强和徐利平律师为我做的精彩辩护让我看到了胜诉的可能。
在最后的四十天里，重庆市劳教委和重庆市劳教局和我展开数次的谈判，他们谈的条件越来越好：愿意撤销劳教决定，答应恢复工作，可以与家人商量，可以咨询律师等等，但撤销劳教的前提是我要接受“处理不当”的理由，而不是认定为没有违法事实，并且要求我撤诉。我如果接受“处理不当”，我不知道以后重庆会不会再发生这样的运动，我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二次处理。我没有同意。同时威胁也越来越多：他们告诉我“你发的微博肯定是有问题的，不要以为自己没罪。”“不要试图报复，你以后还要靠政府吃饭，撕破脸皮对谁都不好。”等等。
每谈一次内心就多一份恐惧，后来我非常不愿意与他们谈，即使他们每一次都做出承诺和微小的让步。
即使无限恐惧，除了坚守权利别无他法。
自由，这时似乎就在我的一念之间了，我开始出现思想斗争。
一个声音跑出来劝：你还在等什么，现在不是有你想要的自由了吗？父亲、女友，所有的亲人朋友，只要愿意，马上就能见到他们，等了一年多了，还不够吗？继续这样等下去，万一法院判败诉了怎么办？一直坚持，万一以后他们报复怎么办？
另外一个声音却出来骂：任建宇，你忘记你是怎么被送进来的了吗，你无数次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次次被欺骗，你一年多都坐过来了，还在乎多坐几天吗？父亲，女友，所有的亲人朋友，都需要你给一个交代，你需要一个清白的身份，对自己，对所有人。
两种声音不断的交替，此起彼伏，折磨得我疲惫至极。我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不停的走动，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听，什么人都不理，只管来回的走。
我就这样在矛盾和恐惧中坚守着自己的权利。
我很庆幸，最终我等到了自由的时候，同时我还保留着我的诉讼的权利。
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除了坚守权利，我们没有办法保全自己。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到无限的恐惧。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