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
“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
神秘古书《推背图》“第三十九象”对抗日战争的预言，60年前的1945年正好是鸡年，“一朝听得金鸡叫”被解释为对日本战败投降时间的预言。转眼就是一个甲子的轮回，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声音此起彼伏。其实，比起《推背图》，毛泽东的预测更细致、也更准确。从小，我们就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知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中雄辩地分析了整个抗战进程，驳斥了当时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和悲观的“亡国论”，断言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并清晰地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按：有一说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抄袭自1937年初由蒋百里所写的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世人大凡读到此文无不惊为天人，对毛的军事谋略、战略家的风采不禁钦佩得五体投地。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早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1938年5月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要早近三年：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的推测大致吻合。以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1945年日本投降果然是10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1939年9月5日，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来，蒋不无窃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
1941年12月8日，当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蒋更是喜不自禁，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令他如此兴奋的是在多年前的计算和预测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近6年间，蒋介石身为南京政府的头号决策者却始终下不了抗战的决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恶名，颇受世人的厚非。许多青年学生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麾下的东北军、西北军，当然还有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力量都无法体会他的苦衷，不能谅解他。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1933年6月3日，他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1936年9月26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193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1937年前的5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1、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
2、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
3、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
4、空军扩充到飞机600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220架）；
5、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
6、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
7、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
8、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等到1936年12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合作”，结束内战，共产党宣布接受蒋的统一领导，共同抗日，蒋的个人声望大大提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早在1935年8月就说过：“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把蒋视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没有重心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