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天，六岁的张耀杰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耀杰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父亲回答说：“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耀杰立即接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未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他脸上。晕头转向之中，张耀杰看到，父亲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都对他怒目而视，改名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气。
文革期间，全国小学一年级语文课的开头几课都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类的政治口号。胶东地区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八岁的刘路，看到老师教课文时铁青着脸，反复警告学生们这几个字绝对不能写错，更不能乱写，吓得大哭，尿了裤子。老师不知所措，只好把他送回家。刘路坚决拒绝再去上学，父母无奈，只好决定让他停一年再上学。
胶东某乡村学校，办公费主要依靠学生勤工俭学，高年级的学生养猪种地，低年级的学生养兔子。为了给兔子提供食物，学生们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割草给兔子吃。学生们没棉鞋穿，更不用说戴手套，一些聪明的学生就挖鼠洞逮老鼠，鼠皮剥下来做手套，鼠肉烧着吃。田里没什么吃的，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几个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有一次，二年级女生翠儿与小伙伴们捉到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剥下皮来竟然可以做一只完整的手套，翠儿高兴极了，脱口说：“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当时流行一首革命歌曲，其中两句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翠儿一言既出，其他同学也跟着唱起篡改了的歌词：“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亲娘亲不如老鼠皮亲。”由于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词一时流行校内外。不久，上面追查这句歌词，最后追到翠儿。九岁的翠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每次开批斗会都跟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起被押上台接受群众批判。成年人被批斗，都是五花大绑，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由两个年轻力壮的大汉两边夹着押上台，翠儿则由一个大汉揪着头发，脚不沾地提上台。久而久之，翠儿的头发被揪光了，造反派们就提着她的衣领，有一次被衣襟勒得当场翻白眼昏死过去。1972年冬，大规模的批斗会不太开了，不少斗争对象都回家了，翠儿因是现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学校都不肯收留，只得流落街头。有一次，年末放寒假了，翠儿却无处可去，有人见她躲在学校影壁后面避雪，衣衫褴褛，像三毛一样飘零的几根头发，一双惊恐的小老鼠一样的眼睛。转过年，村里的人就再没见过她，她家里的人也没有找过她，这个小女孩从此无影无踪。
某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一天放学回家，把老师刚教的革命歌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给母亲听。母亲正在忙家务，没好气地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他给你做饭吃了吗？给你买衣服穿了吗？”从此，刘同学再不在母亲面前唱这首歌。
1957年，毛应星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押送夹边沟劳教几年后回到兰州。当局认为她不配再当教师，便打发她到静宁县农牧站做技术员。文革期间，因议论说现在有些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毛应星又被逮捕，判处五年徒刑。毛应星有个哥哥在美国。1970年4月3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省委负责人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九天之后，毛应星被枪杀在城外一块麦田里。
生产队干部、团员孙某是个风派人物，无论上面号召什么都积极响应。要大跳忠字舞了，生产队就派孙某到公社学习，回来教大家。有的妇女害羞，扭扭捏捏不敢跳，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孙某便板着脸训人，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大跳是大忠，不跳就是不忠。村里有个青年，叫梅桑榆，看不惯孙某的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孙某很愤怒，向公社打小报告，说梅桑榆诋毁全民跳忠字舞，对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思想有严重问题。公社领导立即命令生产队对梅进行批判，并且说，如果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批判会批斗。梅父得知此事着慌了，赶忙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从中说情。董书记找到生产队长，说：“年轻人有什么差池，要以教育为主，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批判会。队里开个会，教育教育，让他做个检讨算了。”队干部们一商量，就接受了董书记的意见，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会议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就大不相同了，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梅桑榆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他见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队里召开教育会，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教育”他，最后是梅桑榆上去低头承认错误，这样就算过关了。
1976年春，全国各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四川奉节朱衣公社五湘大队也召开大会，批判邓小平的罪行。退伍军人邓昌国听了几个积极分子的发言后，站起身大声说：“你们包谷糊糊吃饱了，有精神胡乱说了！若不是邓小平从东北调包谷来救你们，你们早就饿死了！我们邓家出了一个能干人，鵮了你们的眼睛啦？容不得啦？”五湘大队是朱衣公社的机关所在地，邓昌国的发言很快传到公社领导耳朵里。谁敢公开反对毛主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战略部署？邓昌国的言论被定性现行反革命，立即成为批斗对象。五湘大队姓邓的人很多，批了几次，不再有人发言，公安特派员最后宣布将其交群众管制，未逮捕法办。
1969年，天津某高中教师李某全家被下放到天津南郊劳动改造，从此李老师变得沉默孤僻，每天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回家就闷声看书练字写文章。李的妻子原是一家纺织厂车间副工长，一张利嘴，有一般男子比不了的胆量和智谋。李妻适应能力极强，短时间内丢掉思想包袱，成天乐呵呵地面对改造，希望李家迅速融入这个村子。可是村民不买账，他们把李家看成永远都是外来的可顺便欺负一把的贱民。当时流行一句话：“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有一次，李老师去生产队结算工分并领钱，会计竟少算二十五分，说是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扣了。李老师没有过多询问，回家告诉了妻子。这分明是欺负人，李妻大怒，要找会计理论，李老师一再阻拦，李妻决定暂且吃个哑巴亏。事隔两个月，又到结算工分领钱的日子，李妻特意再次让丈夫前往，试探那会计是不是真的存心欺负李家。丈夫回来说，这次又扣了三十五分，他生气了，钱也没领就回来了。李妻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一人直奔会计室。会计正坐在那里喝茶看报纸，李妻一把夺过报纸，指着他问道：“为什么要扣我们家三十五分？”会计吓一大跳，问道：“你要干嘛？”“还问我要干嘛？上次扣了我家二十五分就没找你理论，你还扣上瘾了？”会计板起脸，严肃地对她说：“有什么问题叫你男人来，我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听他说老娘儿们，李妻变得不慌不忙，一把揪住他的衬领就往外拽，并故意大声反问他：“你叫我什么？老娘儿们？毛主席的话忘了吗？毛主席说过‘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你敢说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我今天就替红卫兵抓你个现行反革命！”生产队大院里立即聚来很多围观看热闹的村民。李妻故意重复“老娘儿们”、“现行反革命”等突出字眼，会计知道自己被人抓住把柄了，怕事情闹大，遂低声央求放他一马。李妻哪里肯依，仍然大声嚷闹。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群中挤进一个中年男人，告诉李妻先把会计放开，他立马给她解决问题。玩得正起劲儿的李妻反问他：“你谁啊？你做得了主吗？你能解决吗？”那男人一副心平气和、息事宁人的样子，说道：“放心，保证让你满意！”原来这人是村长。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李家补回了两次扣掉的工分，并主动提出以劳动积极为由每天给李家多加一个工分。后来从村民口中得知，会计是村长的小舅子。这每天多加的一个工分，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李家调回市区。
川南筠连县沐爱区中心乡有个李姓女地主，三十来岁，容貌姣好，一直信佛，长期素食，不沾荤腥，作风正派，村里的痞子们早就对她垂涎三尺却无计可施。土改运动一来，村痞的机会到了，借斗争地主之名对她进行百般侮辱戏弄。有一次，他们弄来几块肉，叫她当众吃下，称：“现在毛主席共产党来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你再吃素，马上给我开荤，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死也不肯吃。他们先是对她拳打脚踢，后又强行把肉往她嘴里塞，刚烈的她把塞进嘴里的肉吐到痞子们的身上、脸上。一个流氓兽性大发，抓来一条黄鳝，当众扯下李氏女的裤子，破口大骂：“你上面不吃荤，老子给你下面开个荤！”其他几个痞子帮着作恶，扯手按脚，将黄鳝塞进了李姓女子的阴道，最后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愤和极度惊恐中被活活弄死。
1975年底，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后，上边给淮安席桥派来学大寨工作组。工作组权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个干部挂起来甚至撤职。工作组负责人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讲：“我们来领导你们学大寨，没带钱来，也没带农药和化肥来，只是逮捕几个人方便些！”转眼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组从外地搞来一头良种约克夏母猪。饲养不多久，这头母猪发情了。生产队长陈友高派两个贫农社员和反革命分子张洪涛，赶着母猪到附近的淮安原种场配种。可是那头母猪有五六百斤重，力气很大，加上发情，根本不听人使唤。三个人无奈，经生产队长同意，由五六个壮汉将母猪捆起来，抬上平板车，由三人轮流拉车前去配种。到了配种处，不知是因捆绑难受，还是因见种猪性起，两条前腿绳子还未解开，老母猪就拼命挣扎，结果从车上重重摔到地上。由于来时喂得太饱，加之身体太重，竟摔断了肠子，体内流血不止，一会儿就死了。
这下祸闯大了，工作队长断言：“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一新动向的矛头是直接对着学大寨工作组的，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张洪涛。赶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来！”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调查，做了十几份笔录，未能发现母猪之死与张洪涛有什么关系。母猪从出圈到摔死，张洪涛没碰它一指头，无法证明是张洪涛有意弄死的。调查组如实汇报，工作队长大发雷霆：“调查人员思想太右了，这么明显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也查不出来，怪不得你们这儿这么落后！”最后，张洪涛虽未被抓进监狱，但是还是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被革命群众狠狠踢打恶斗了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