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廖沛林，89岁，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因参加远征军抗日，“解放”后被劳改29年。
大饥荒饿亡人：廖世桂，女儿，一岁多，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饿亡。
廖叔武，父亲，五十多岁，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饿亡。
母亲,五十多岁，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饿亡。
两位姐姐(姓名、年龄待查)
两位姐夫(姓名、年龄待查)
妹妹，二十二岁，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饿亡。
廖忠，年龄不详，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饿亡于劳改营。
刘汇清，城厢小学校长，四川省经研县人，工伤死于劳改队。
许立本，年龄不详，陕西人，饿亡于劳改队。
四川省大邑县普陀庵周围埋葬了一千多名因饥饿而亡的劳改人员，没有墓碑，没有坟茔，没有名字。写在这里，以此纪念。
依：廖伯伯，听说你年青时参加过远征军？你那时候多大岁数？是什么样的家境？
廖：说起来话长。我的祖上从湖广移民来川，开垦荒原，获得土地。传到我父亲廖叔武这一代有薄田十二亩，草房一栋。我的父亲和母亲鸡鸣既起，省吃俭用，后来又自购薄田几亩，并育有十二个孩子。父亲在村里礼贤下士，和蔼可亲，主持正义，颇得乡民敬仰。孩子们都叫他武叔。
我在男孩中排行第二，儿时调皮贪玩，四岁入私塾，小学、初中、高中一路名列前茅，书、画、体育文艺都很喜欢。父亲嘴上不多说，心里很高兴，视我为可造之才。我当时年少志远，一心想考西南联大，以后去美国留学，光宗耀祖，改换门庭。但是当我把自己的梦想告诉父亲后，父亲叹气说：“国家危亡，何谈留学？
抗日后期，我正在上高中。缜缅初战，国军失利，日军攻入云南边境，中国西大门岌岌可危。蒋委员长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全川男女青年学生热血沸腾，纷纷响应，报名参加远征军。我遵从父志，还不满十八岁，便在井中校报名参加了远征军。那天，太阳火辣辣的照着，一千多师生集中在操场中间，井研父老乡亲，挤满校园，参加欢送青年师生参军大会。一百多热血青年，戴着大红花站在台上，威武雄壮，豪气满怀。站在队伍最末尾的我是参军青年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欢送会进入高潮时，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震天动地，一股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氛，
从县到省，沿途受到热血同胞的悲壮迎送。军民都知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抗击日本鬼子的飞机坦克，在中国西大门铸一道新的钢铁长城，保卫中国神经中枢，最后一搏，挽救中华。我被编入原张中兵军长的七十一军，远征军序列第三师。
依：你在远征军中担任什么工作？有和日本鬼子面对面的打过仗吗？
廖：我们到达印度的加尔各达，前半年时间为基本训练。印度的夏天酷热难熬，官兵无不晒得皮肤黝黑，坚硬，滴水不沾。摸、爬、滚、打，爬山、泅渡，露宿山林，特别是全副武装，不带干粮，去印度野人山，训练生存本领。猛兽、毒蛇、野果、树皮，犹如棕熊，凡能咽下的动植物都吃。两周训练，官兵脱型，真变成了野人。
期满分科。我被分到通讯连，专门进行收发报训练。全军训练期满，便奉命打回云南，与日本鬼子决战。我分到先头部队的团部通讯连，担任收发报工作。
腾冲一战最为惨烈，那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总攻那天，美、日飞机在空中激战，双方机群都如秋风落叶，飘然落地，一声巨响，浓烟冲天。敌我阵地多被炸弹摧毁，唯城墙岿然独存。正在激战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犹如八级强烈地震，周围地皮抖动，霎时城门洞开，我军健儿蜂涌而入，与日寇进行肉搏战。打扫战场时，尸体遍地，好多兄弟嘴里还衔着鬼子的耳朵。
“轰__！”的一声，一颗日军炸弹在我旁边爆炸。我突然震昏，只感到电台哔啦啦散了架。我清醒过来，觉得小腿上有小虫搔动，伸手一摸，竟是鲜血。我把腿一伸，仍是自如。我知道并无大碍，摸出救急包，捆扎了伤口，一看电台，七零八落，撒了一地。正在此时，几个鬼子乘机向我冲来，拔枪还击，打倒两个，我右胳膊受伤，无力举枪，只好左手射击。后面鬼子仍向前扑，寡不敌人，我知道为国捐躯的时刻到了，准备好手雷，与鬼子同归干尽。幸好团长警卫赶到，一排排冲锋枪子弹扫过去，我才脱离了危险。团长说：“不要紧，只要人在就好！”
日本投降那一天，远征军将士与全国民众，欢天喜地，昼夜不眠，三天三夜也安静不下来。最后清点，国军将军阵亡两百多个，以下校、卫、士兵阵亡几百万，民众牺牲更多。多少青壮，为国捐躯。
1949年，我奉父母之命回到家乡，和青梅竹马的吴长珠完婚。三师抗日，功劳显赫，对内战却不热衷。1949年底，奉命参加成都会战。共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深入人心。全师厌战，缴械投诚。当时一片混乱，官兵六神无主，纷纷逃匿，我也回到家乡和新婚的妻子团聚。
不过，因为政治的原因，这段历史被执政者篡改、扭曲、黑白颠倒了六十多年，现在才慢慢被人真相所知。我现在被纳入四川省远征军联谊会，也给我颁发了纪念章。
依：后来就是因为你的远征军背景而给你判刑的吗？判了多少年？
廖：五一年，新政权开展镇压反革命，特别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官兵。安宁的日子过了没有几天，工作队下令，凡伪政人员限期到工作队报到，然后，到县里自新训练班学习。自新班一下集中了七十多人，很多都是远征军、青年军成员。警卫荷枪实弹，不许外出，不许会客，不许交头接耳。领导宣布：“首恶必办，协从不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说实在话，我这个经过惨烈战斗的人，也感到恐惧不堪浑身哆嗦，更别说那些一般公职人员，谁知道自己是不是首恶，说不定哪天拉出去“必办”，敲碎脑瓜，命归黄泉。
大家都只有一条路可走，彻底坦白，争取宽大处理。自我交待后，又是面对面，背靠背，检举揭发他人。大家竟相信了中共谎言，中了工作队的计谋，只想自已脱身，哪顾他人安危？有些人不顾事实，栽脏泼污，乃至造谣诬陷。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撕咬后，一部分人被关进大牢。我坚持事实求是，交待了电台问题，并把从部队上背回来留做纪念的电台交给了工作队。我没有进入大牢，回到家里，长珠高兴万分，以为从此再不分离。不久，农会通知我去乡政府谈话，我预感不妙，告诉长珠，此去凶多吉少，如一去不返，你趁早另嫁。她一把抱住我，嚎啕大哭，捂住我嘴巴，不许乱说。
到了乡办公室，四个持枪民兵一涌而上，把我打翻在地，捆了我个苏琴佩剑。我问：“为啥捆我？总有个道理。”工作队长只说：“少罗唆，到县里你就知道了！”五十来里，比我从加尔各答到腾冲的千里路程还难走。人被捆住，像根木头，行走十分艰难，特别是捆住的双手，渐渐红肿，犹如千刀万剐，揪心疼痛。我请求民兵松松绑，反而招来几脚恨踢，险些把我打翻在地。到了县公安局受审时才知道，我是被人检举，说我是国民党留下的联络特务。候审期间，我的妻子吴长珠买来米和柴火，大着肚子跑五十里送来。
不久，公判大会在井中校大操场举行，比几年前欢送参军大会人还多，口号也变了。出生入死抗日救国的青年军、远征军，大多当了囚犯，得到最后“欢送”。公判大会宣布了好多个死刑，其中就有远征军、青年军伍少怀、杨柳村。我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心想，要知有今日，不如站死在战场。我本来是一桩冤案，但在这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被它粘上了，保住一条命就是大幸了。我们这群被判有期徒刑的人，也和死刑犯一块押赴刑场陪斩，杀鸡给猴看。死刑犯除了远征军、青年军，还有被判为历史反革命的地方人士罗以宜、王尔康、、宋孔珍、王方成等等十几个。死刑犯五花大绑，左右两只手臂被两个彪形大汉死死揪着，飞快拖入刑场。有的人一堆稀屎，有的人昂首挺胸，面不改色。伍少怀不仅不跪，还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真乃英雄。仅仅井研小县，前后就有十几个远征军、青年军被杀害。
集体枪毙。图为文革中被集体枪毙的“反革命分子”。
依：你被判刑以后，押送到哪里服刑？
廖：没等多久，各县判刑犯人分批在乐山集中，井研第一批就是四、五十人，接连几批。出发时要我挑上八十斤粮食，做为途中口粮。我从没挑过长途担子，开始觉得轻松，走几里后，担子越来越重，只好不断换肩，越换越勤，没多久，肩皮破裂，扁担压上，钻心疼痛。再不敢在肩上换肩了，走几步放下担子，换肩再跑，跟上队列。午后又饿又渴，脑袋昏沉，一放下担子就爬不起来了。人说度日如年，我是度时如年啊！黄昏时节，终于熬到了土主场。次日担子轻了一半，中午就到了徐家扁，住进抗日时的武大校舍。几天后，全专区劳改犯步行几百里，到简阳修成渝铁路。
到简阳不久，父亲寄来一信，“吾儿：你走后，长珠产下一女，取名世桂，望儿安心改造，早日回归。”妻子长珠也附言：“夫：字少意深，激起烦愁，昼夜思念，总有尽头。平安！”我当父亲了，我多么高兴呀，想着无论如何都要活到见到孩子的一天。可是我的女儿世桂，我连面都没见上，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这到下面再说。
依：讲讲你在劳改队的衣、食、住、行，还有劳动，外面的人不了解劳改营的情况。
廖：毛泽东不是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判一个人死刑、一个人坐牢不需要如何法律手续。更不要说什么开庭、审判、辩护等等。简单的很。我就是因为响应过蒋委员长的号召，参加过远征军，为国抗日，却被判为历史反革命罪，一生完蛋。
进了劳改营就是下了人间地域，你从此就不是人，成了会干活的牲畜。一队队衣衫褴褛，头戴“犯”字小帽，身穿“劳改”囚衣的人，其惨景，比日本人抓去做苦役的中国人还惨，这是中国人对待自己的骨肉同胞呀！晓行夜宿，步行数日，一个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跛行千里，才到达修路段面，我们四个中队住进贺家祠堂。管教人员住在楼上单间，劳改人员住在无门大厅，一律地铺，昼不蔽日，夜不挡风。每遇滂沱大雨，飞进串串雨鞭，大家只好后移，没法子睡下，都坐着对待天亮。
为了让我们早出工干活，天不明就吃早餐，餐餐都是包谷、豌豆、红苕，每逢吃大米就是“打牙祭”。我们从井研出发时，全是发的小洋瓷碗，其他县全是发的大碗，我们两碗不顶人家一碗。先乘好饭，却不可以先吃，等队长“嘘____！”哨子一响，一起开动，狼吞虎咽，不管菜不菜，饭没吃完，便往盛饭箩筐跑去，抢着填一碗半碗。吃得慢的，再无饭可添。有时有点水煮萝卜，有时只是大盆盐水。有的人空碗回桌，唉声叹气，只好暗下决心筹划下顿如何抢饭。我们就像争抢食物的猪狗。
天全部黑下来才收工，时有加班，全是超体力劳动，年老体衰人员，稍有闲待，轻则臭骂，重则毒打，什么尊严、人格，真比牛马不如。原井研有教育家之称的，城厢小学校长刘汇清老人，被判为历史反革命，为了不挨打骂，苦撑苦熬，面色枯槁。一天，可能因为爆破后岩石松动，坡上一块巨石滚落下来，躲闪不及，一只腿被压在石头下面，疼得喊都喊不出来，只冒冷汗。我小学是在城厢小学读的，认得刘校长，赶忙奔了过去，掀开巨石，像背个稻草人，向医务室跑去。只听他喃喃呓语：“放下我.....，我不.......”越背人越往下溜，到医务室放下便咽了气。修建成渝铁路，饿死、累死、病死、工伤死，几年时间劳改队死了很多人，哪有安葬，见坑就扔。
人吃不饱，没有体力，劳动效率越来越低，进度越来越慢。管教领导为了他们的“政绩”，又耍花招。大队规定，每人每天的土方定额，超额奖饭，缺额扣饭。为了不挨饿，体力强的拼命干活，老弱病残更加挨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无处掩埋。
劳改队员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修完铁路，劳改队更加“兴旺”。战事再紧也有休整间隙，劳改队却不能享受休整。路基修完，立即转场。
依：转到哪里去？又让你们干什么活？
廖：我们乐山劳改营改编为川南伐木支队，开赴峨眉龙池、大为伐木。又是长途跋涉，全程步行，途中死人更为严重，往路旁小坑一扔，刨点土来一埋，有的甚至还有只脚露在外面，有的还没有完全咽气。人一走开，野狗成群结队，刨开撕咬，不费吹灰之力。劳改人员的尸体成了这些动物的美餐。
在峨眉县城补充了不少新劳改队员，便往山上爬，目的地是海拔4000米的巨北峰，远眺峨眉山金顶，竟在脚下闪闪发光。羊肠小道，越爬越窄，最后无路可走，还说没到目的地，只好开避新道，继续往上爬。山高入云，犹似腾云驾雾，脚下积雪溜滑，身后悬崖峭壁万丈深渊，加上空气稀薄，喘息困难，最后只好四肢爬行，像一群不长毛的类人猿。黎明上路，爬到山顶时，已近黄昏。
住地是以前戡测队搭的临时棚屋，山草屋顶，白夹竹墙，元木床铺，地草蓬勃。真是房外大雨，屋内小雨，房外雨停，屋内照样滴答下雨。地下周年潮湿，一脚下去，沙沙作响。棚屋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完全像在野人山做生存训练。天啦！这哪是人能长住的地方啊！我们个个心想，这恐怕就是自己的墓地了。
收拾好住地，便开始伐木。全是原始森林，千年古树，不少地方，一根挨一根矗立地上，一般树围直径都在一米以上。树形下粗上细，形似箭头，名为铁杉。木质又细、又硬、又沉，没有树杈痕迹，是军工最佳用材。斧砍不入，只能用特制钢锯。两人一天难得锯倒一棵。锯倒一棵，又要锯成两三米长的元木。
空气潮湿，遍坡遍地都是蚂蟥，不知不觉便钻进腿脚，待你发现，它已吸饱吃足，像个肉砣，粘在腿上，扯不出来，只能狠狠拍打，让它松开口，但血流不止。据说，蚂蟥吸了多少血，要流多少血才会止住。劳改人员吃的是猪狗食，哪有多少血嘛？
山上夏日冰雪不融，太阳没有温度。冬天手脚皲裂，冻伤处化浓，疼痒难忍，全队几乎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只有重伤轻伤之分。夜里更冷，什么都穿在身上盖在身上也睡不着觉，只好将元木放在屋中间，任其燃烧取暖。浪费了不少优质木柴。
最难的是吃食。队里把犯人分成组，轮流下山搬运生活资料，下山一天，上山一天。下山也不轻松，下午两只小腿肿胀，坐下来只能把两脚抬高，让血液回流。上山更苦，一等劳力也只能背四、五十斤，好些地方只能四肢爬行。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加上负重，气都喘不过来。但人们都盼着下山搬运，因为可以重回人间，过两天充足的呼吸空气生活。身上有点钱的人，还可以买点零食或抽只烟卷。
驻地空气稀薄，煮不熟饭，水到七、八十度就开，包谷面饭再煮也是夹生的，下面成了糊锅粑，上面仍是白生生的。开始闹肚子的人很多，少数人拉得脱了水，路都走不稳了，有的竟拉肚子死亡。医生建议在山腰煮饭，大队政委呵斥说：“劳改队不是休养所，死几个人有啥奇怪的！”管教住在山下砖墙屋里，一日三餐，吃、喝、玩、乐。他们只是不时上山检查检查，打打人，骂骂娘而已，管你怎么活，怎么死！
依：你在山上能不能得到家里人的来信，知道他们的消息。
廖：信可以通，但得通过劳改干部的检查。
一次下山搬运货物，我收到妻子长珠一封信，别提多高兴了，劳改队的家书可就不是万金了，简直是命。拆开一看，却让人悲恸欲绝。信中说，土改中，我家划为地主，父母、妻子都是地主分子，全家扫地出门，无处安身，最后无奈栖身岩洞，家具杂物作为浮财，全被分光。在斗争会上父母、妻子都挨打、受辱。女儿世桂咽不下草根树皮，活活饿死。父亲弯腰驼背，可怜巴巴拄着一根破竹杆四处讨饭，一次去姚春和么老爷家，不敢走前门，绕路后门。么老爷慷慨解囊，送上两升包谷。年迈体弱的父亲背也背不动，回家路中跌倒，洒落不少包谷，他一一捡起嚼食，终于双腿蹒跚走回洞穴。饥饿，加上悲愤，还有对我这个儿子的牵挂，让老父一病不起。死时，握着六岁弟弟的小手，流着眼泪，喃喃自语：“儿勒！我没有把你喂大哟。”“哟”字没能说出，只是从嘴形得知。老泪满面，喉头“呵！”的一声便断了气，闭上了眼睛。母亲和小弟、小妹顿时天塌地陷六神无主，只是大声嚎哭。我以前为父亲准备的棺材，早已被人抬走归公。我是反革命，乡邻也不敢帮忙，害怕招来灾祸。可怜长珠和母亲两个女人，用张凉席，裹上父亲的尸体，草绳一捆，抬到洞外勉强入土。
后来，母亲一看七大八小的儿女，伤心已极，只好将小妹送人，带了小弟改嫁跟了单身老贫农，实在是再没有其他路可走......。拿着信，我再看不下去，泪水蒙住了双眼，再也看不下去一个字。我面对家乡方向长跪哭诉：“天啊！苍天！苍天！你有没有长眼？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这一家人？”我一拳击在石头上，将鲜血洒向天空，祭奠父亲英灵！父亲，你安息吧！这次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大打击，我对父亲生不能尽孝，死未能送终，终生遗恨，永世不忘。
在川西伐木大队一千多名劳改人员挣了一亿多的财富，可是是用一百多条生命换来的，在一次放漂中就有十六人淹死。元木堆积如山，根本无法全部运走，队部命令往岩下掀。木头掀完了，下山检查，全成了碎木材，两年辛苦，以十多个人的生命，换得了满坡烂木柴，劳改队又命令我们转场。先后在俄边县为伐木场、劳改队挑运生活资料，在理县伐木、修河、放漂，大邑县劳改农场种地。最后到大邑新沿煤矿呆了下来。
依：在劳改队平时就吃不饱，到了五八年以后的大饥荒，情况恐怕更是严峻，更是不堪，请说说劳改队饥饿的情况。
廖：最初粮食分工种配给，四、五十斤不等，说起来不算少，但一年四季缺油无荤，又是干重体力活的人，一天十二、三个小时超强度的干，再吃多少也不觉得饱。
一九五五年增产节约开始，劳改队更是首先带头，粮食标准每个月三十斤一减再减，减到十八斤，搀苞谷、荞麦、红薯、萝卜、瓜菜，乃至能吃的野菜，油脂缺乏，越吃越痨，人们开始面黄肌瘦而致浮肿，三肿三消后而丧身。送去医院的病人极少回还，坐以待毙。指标锐减，体弱多病的犯人先浮肿，后枯瘦，天天都在死人。队里安排专班埋人，每天挨床清理，推一推搡一搡，不动弹的就抬出去。有的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迟早要死，同样像拖死猪那样，拖出工棚，挖个坑就埋了，免得第二天再麻烦，根本没有人想办法抢救。从近到远，几年埋了一大片，重叠掩埋的还不少。人们的嗅觉习以为常，根本闻不到腐臭，早饿得成了行尸走肉了。
一九五九年，我队从打索厂农场，换工地到江镇修河，途程六十华里，一群二百多名乞丐样的队伍，从高山上下来，一天可以到达目的地，可是两天过去了，还有十七个人没有到齐。派人前去接，原来他们在途中走着走着，不时载倒一个，再也爬不起来，已经到达西天了。野狗、鸟雀、山鼠撕咬，有的人已经面目全非，谁也认不出来。族人廖忠就在其中，众人看见也只是流泪而已。有的死者手拿饭碗，张开大口要吃。名符其实的饿死鬼。
在修河工地上，没有野菜，只靠供应标准，最高三十斤，最低十六斤，按劳改工种分配，体力强的人，付出大，入不敷出，倒下去。体力弱的人，更经不住劳累，也倒下去。一位陕西人许立本体格高大，每顿都吃不饱，活活饿死。有两个原是县财政局局长、教育局局长，身体弱，劳力差，也无疾而终。半年时间，我队二百多人下山，只剩下一百五十多人，调去新原煤矿。其中送去医院三十多人，没有一个人回来，在队死者二十多名。人们要活命，唯一途径是偷盗老百姓的瓜菜、土豆、红薯。晚上出发，不论生熟，都吞下去保命，顾不上什么。不偷者只能等死而已。
新原煤矿有上万劳改人员，还有一些干部和家属。无论井下井上都是超强度劳动，人们每天都透支自已的体力。我在井下吃尽劳动苦头，全身赤裸，头顶矿灯，长期不见天日，皮肤、头发、眉毛、胡子渐渐变白，三十多岁的人说五十岁人也相信。挖煤时，很多地方只能蹲下挖，乃至平平躺下身体挖，全身一丝不挂，只有一个煤筐爬到哪挪到哪。坚硬的石块常常戳破皮肉，血流不止，和煤灰汇在一起，变成了黑血。完不成规定任务，轻是臭骂，重是皮鞭加身，真是牛马不如。推车时常常险象横生，被车压死，时有发生。几次矿井透水，瓦斯爆炸，死人更多。
依：你们劳改队的医院在哪里？劳改队的病人送去能得到治疗吗？
廖：温江地区大邑县西北部是邛莱山脉地段，崇山峻岭，是天然的大监狱，也是慢性的大屠场，都具河农场所辖分厂、石头坪、万宝山、唐王坝、打索厂、琉璃坝等七个山区，还有两个日产近千万吨的万家、新原煤矿，总共有五、六万劳改人员。只有一所医院，位于大邑县北三十里外的普陀庵，医疗条件差，设备简陋，医药缺乏，而且是劳改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优先接待治疗。从各地送来的病人，并不给增加营养，百分之九十有来无回，人们把普陀庵当作天堂。如果哪个人被送到普陀庵了，我们就说：“上天堂去喽。”
饥寒交迫，劳改队死亡人数增产了，一九五七年开始，病人增加，到五九年、六零年医院大有人满为患之势，开始每天几具尸体，逐渐增加到每天十四、五具尸体。原来医院有两个人负责掩埋尸体，现增加为四人，负责挖坑、背尸、掩埋，每具尸体有二两米的奖励。到了六零年，医院更是大增产，来的病人多，地上的坑就更多，平均每天有十人以上。原来是一坑一人、两人、三人，现在是十个、八个一堆，又增加人挖坑就是了。这悲惨的场面，是劳动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结果。劳改人员的生命，不如草芥。
普陀庵医院后山，新坟垒垒，总共有一千多人埋葬在普陀庵的周围，没有墓碑没有牌子，也很少有家人前来凭吊。阶级斗争的烙印，早已恩断义绝，各自保身了。在那个年代尚且活着的劳改人员，仰天长啸，只能听天由命。
依：他们死了，有没有通知家里人来见最后一面，或者来收尸？
廖：哎呀，哪里通知嘛，有些人死了根本名字都不知道，扔在坑里埋掉就不错了。有些人死了，写那个死亡报告的时候，医生连病人的名字都不知道，笑话。我们不允许串队，不允许传播饿死人的消息。看到有人被拉出去埋葬，也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
我每天都感觉很饿，时时刻刻都盼望着吃饭，人已经瘦成竹竿。老天有眼，有段时间是上山砍白夹竹，十多里路程，每人一天一百斤。我尚年轻，又经过战争训练，砍一百斤不是那么艰难，就是回程途中饥饿乏力头昏眼花，感觉要摔倒。有一次，我看到一根山药藤蔓，顺藤摸瓜，竟然得到一根尺长山药。我找来干柴，细细烧烤，放入口中，味道鲜美。此后，我每天都挖，有时挖上十根八根，从那以后，我再不挨饿了，甚至还救济体弱多病的难友。可以说是这种野山药让我度过了饥荒，因为它淀粉质还是丰富的。
我的妻子长珠在我最潦倒最困难的时期，依然不离开不弃，就是别人劝她改嫁她也不从。她逢年过节，都背些衣物、食品跋山涉水辛苦无比来看我，更增强了我生活的勇气。没有长珠，我早已长逝。人说孟姜女千里寻夫，我的妻子就是孟姜女。
依：四川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你的家人情况怎么样？
廖：从一九五七年，一切供应施行计划，各种票证上市，一切物质皆无。听说成都市红旗大商场摆了点东西，却不是商品，而是非卖品，供大家参观，让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什么都有，形式大好。五八年乃至六三年，一年比一年差，一日更比一日荒，人们在饥饿线上挣扎，要说有多少人熬不过来，哪一家都有饿死的冤魂。
五九年、六零年，最惨的日子，农村各地都是一样的，所为一、二、三的标准，及其可恶的人乡村干部多吃多占、弄虚做假、邀功领赏，不顾群众的生死，这些家伙最可恶，丧尽天良。
虽然改嫁给一个贫农，但由于缺少吃穿，长期饥饿体弱，我的母亲在六二年也驾鹤西天，我难过呀，先是没有了父亲，又没有为母亲送终尽孝。我的两个姐姐、两个姐夫和二十二岁的小妹，都是饥饿而死。井研县是个小县，人口稠密，无矿产，丘陵地带，靠天吃饭。遭如此劫难，无法维持生计。田间地边，能吃的野草、树皮、观音土、棉花籽、芭蕉头，能咽下肚的东西见到就吃，顾不上冷热生熟，只为能活下去。据说死了十多万人，家家户户都有饿死的人。当我一九八零年回家时，寻访一些亲属，他们都在六零年饿死了。
在江镇修河出差买竹子，一个队长带队，我们五人到了一户瓦房，空空的大房子里只剩下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妇，她家八口，三个儿子两个媳妇一个孙子。他的丈夫因为偷了生产队一斤多苞谷，被查出，工作队抓去斗争，吊打致死。儿子媳妇各自逃生，听说他们日子也是难过，留下这位老妇，奄奄一息。我们买了四十斤米，还有莲花白菜，在她锅里做饭。她很高兴，和我们的心情一样，只要能充饥就好。老妈妈已经出嫁的女儿回来了，从怀里掏出四个鸡蛋大的洋芋，对妈妈说：“妈妈，女儿来看你，没有什么给你老人家，只有不顾生死，在地里偷偷刨了四个洋芋，给你带来吃。”当妈妈的顿时眼泪长淌，妈妈哭着说：“女儿呀，今后千万不能危险做事，那些狗干部知道了，你可就遭殃了。妈妈五六十岁了，饿死无所谓，你还年轻呀。”看他们母女如此悲伤，我们几个看着心都碎了，这是什么世道呀！
饭菜熟了，先剩了一碗给老妈妈和女儿，对她们说：“吃呀，吃呀，这么多，吃不完，和我们一起吃吧。”菜是白开水煮的，只放了一点盐，但比野菜好吃得多。这个老妈妈和女儿含着眼泪吃了一顿饱饭，对我们感激不尽。
一九五九年，我被调新原煤矿，在太平乡龙窝子佛祖坪山上伐木，这山庄原来有四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口居民。可如今十户九空，一栋栋木质结构的楼房，家具什物、碗筷缸罐俱在，可是没人了，一个生产队只剩下十八人，五只羊，在垂死挣扎。新坟堆堆，凄惨万般。这条沟七、八里长，生活来源一般来自自给，一半购买，而今什么也买不到了。山上能吃的野菜野果都吃光了。部分人逃出去，无法生存，又回来活活饿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四川农村的普遍情况，全省饿死至少一千万人。
依：你先后劳改多少年？那一年回到老家井研？
廖：九死一生，大饥荒中没有把我饿死。我是被改造的典型，曾两次减刑，可是我刑满后，仍不许回家，说我有顶反革命帽子还在，还要随队改造，叫“二劳改”，真是气煞人也！难怪中国人说，中共从来没有法律，党就是法就是天。但再不像服刑期管理严厉，每月有点工资，有探亲假，可以迁来家属户口。不久，我把长珠户口迁入新原煤矿，次年产下男孩，三年后又有了女孩。文革暴发，造反派说我长珠是地主分子，遣送回井研乡下的家。到了八零年，邓小平吹掉五类分子帽子后，我强烈要求回家，最后给了我一百二十元安家费，我才回到离别三十个春秋的故乡。
一九五一年，含冤入狱，被劳役二十九年，一世人生就这样悲惨而过。
依：谢谢你，廖伯伯，我会好好整理你的谈话。因为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遭遇，而是几十万远征军的缩影，成千上万的劳改营中劳改犯的血泪故事。
大跃进中每年的犯人总数将达到八九百万。根据最先的保守估计，在正规劳改营病死或饿死的囚犯大约七十万，这个数字可能要承以三到四倍，意味着大饥荒期间大约300万人死在各种形式的监狱下。－－荷兰史学家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P2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