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是地主——看乡村是如何消失的
63年前的那场风暴是空前绝后的，它扫荡了这个有着千百年儒家传统的东方国度，所到之处的社会被无情地摧毁。所有的人仿佛一夜之间便“幽灵”附体，就是一个闭塞的乡村也在咆哮着的强权和暴力面前在劫难逃，所有的角落都在酝酿着一种无中生有的仇恨，而这种仇恨浸洇漫漶的结果是以家族、亲情、伦理、道德构筑的乡村社会彻底解体，世俗的乡村从此成为历史云烟。而云烟消失之处，一轮太阳冉冉升起，它的光线在没有世俗的大气遮蔽下，灼热的紫外线无情的烘烤着乡村的大地，传统的乡村充满了狂躁的理想和可怕的暴力，物质上的匮乏和精神上的颠狂成了乡村的双重风貌。
这是一个闭塞贫瘠而又民风淳朴的东北山村，它位于医巫闾山脉中段的。在这个十里长沟的狭长地带，清代的柳条边缘山而过，低谷是乱石滚滚的河滩，在高深谷间由于雨水的侵蚀和河流的冲刷，纵向形成几条沿沟谷走向的带状的阶地，阶地的下面点缀着稀疏的人家，他们大部分都是清朝开放边禁后从关内涌入的难民，经过了数代的繁衍其异姓间的通婚，形成了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以亲缘为纽带的世俗化的乡村。尽管这里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异常艰苦，但却民风淳朴、怡乐安然，仿佛一个无所不在的规则在主导着这个村庄的脉搏，左右着这里的人情世故。但这一切都在旦夕间改变了，而改变的由头居然是“解放”。当然，这种解放的结果就是，一年多后，在这个荒凉僻静的山村里，出现了一个地主和两个富农，更有大尾巴中农数户。而这个唯一的地主就是我那教私塾出身的姥爷，文雅的称呼叫外祖父。
祸福总是在旦夕间。考察一个人的命运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底色，这对生命来讲是无情的，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生命的刻度简直是微乎其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命旅程恍若孑孓一样短暂，还没有来得及回味，就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尘世。姥爷是他家的六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因在山外的私塾里念了几年书且颇有天资，自幼便识文断字，成年后就应然地成为了这个山沟里的教书先生，年复一年地教着那些稀稀拉拉的学生。尽管过去的先生是不收钱的，只是根据条件收些粮食等实物，但姥爷因为继承了家族的家产，日子过得还是相对殷实。因为教书的原因，自家的土地不得不雇人耕种。一向节俭勤劳的他尽管扶养了7个孩子，但生活却是景景有条，邻里关系也处理的有板有眼，就是现在在世的老人们提到他，也还褒扬不已，事实也是这样。但世事弄人，因为斗争的需要，姥爷自然就是当之无愧的“土包子地主”，为革命祭旗就成为了他的宿命。在这个物质极端匮乏而精神却异常颠狂的年代，窝棚、酱缸和菜园成了乡村人的“吉祥三宝”，除此之外人们一无所有。
农家的菜园是不允许小孩子们擅自进入的，因为那是一家人的命运所系。母亲有个规矩，那就是掐葱叶必须从下面开始，而且不许超过上面的三个叶子，因此，在小时候，我们印象中没有吃过鲜嫩的葱叶。只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葱和大酱是农家最基本的副食，这在现在来讲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彼时，饿着肚子搞斗争则是乡村生活的常态。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个9岁的玩童为了报复和自己打架的孩子，把一张写了“打倒某某某某”（当时的太阳）的“反标”扔在了对方的脚下，最后被老师纠出，因事关重大，从大队、公社、县革委会经过层层上报，最后被扔进监狱。但终归是不谙世事，经过家人村干部和村民的死保，才不得不拘留了事，但反革命的骂名却留了下来，他也不得不辍学放羊，30来岁还没有成家，只是后来哥哥死了，才和嫂子草草成婚，也算没打光棍。我上学时已经是74年，那时斗争的火药味已经稀薄了许多，但当时的景象还是永世难忘的。记得在一次修梯田的会战中，劳动的间隙开展了一次批斗会，被斗者戴着高帽，挂着“牛鬼蛇神”的自牌子，在它的面前是一个妇女在指着鼻子在叫骂。原来，被斗的是女人的姐夫，因为小姨子家办丧事，请他扎了纸人纸马。不想此事被人揭发，也就有了这场被安排的“骂”。一个小小的乡村，就被“红流”折腾得鸡窜狗跳，亲缘伦理都要首先服从于“太阳”的旨意，这真是匡古未有的人伦惨剧，何况这还是后文革朝代。由此观之，文革及以前的时代悲剧应该是罄竹难书的，这一点，从近几年披露出的史实上可以说是毫不为过。
对现代人来说，姥爷一词是充满温馨的。但在童蒙未开的时代，它对我而言却异常的生疏，已至于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姥爷家仅距离我们几里远，他经常在路边割马莲草，因为用它可以拧成旱烟绳，姥爷是种烟的好手，这也许是他当被成为地主的一个原因。每当秋季，我就看到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的花白胡子老头蜷曲在路边劳作，终于有一天，那是我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他对路过的我说：你知道嘛，我是你姥爷。这句话至今还直入骨髓深深地刺痛着我，让我回望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当然，我是幸运的，我只赶了一个边。我现在想，如果张宏良孔庆东们有如我的经历，他们断不会对那个时代有什么好的印象的，也正是当时有了过多的张宏良和孔庆东，才让这个时代无情地辗压着人性，已至于这种残忍坚守了30来年，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仅凭他们那没有把门的那张嘴，想必不在监狱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然，母亲是经常去看望姥爷的，但总是要避开大家的眼睛。因为是地主，它就是罪人，就是反动的和被孤立的，尽管他只是凭着自己的双手过得宽绰一点。只不过那时我很小，母亲也有意避开我们的缘故，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姥爷也怕我们吃他的“锅铬”，尽管成分不能溯及外孙，但影响还是异常可怕的，毕竟当时的孩子都想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当我真正理解了姥爷的真正含义时，已经是“太阳”落下去的那年，那年的秋天，80来岁的姥爷在去往集市卖烟的路上摔在路上，从此再没有睁开眼睛。我真不知道姥爷在人生的最后20多年中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但从一个私塾先生到地主的身份跳跃是突如其来的，这种心理想必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往事并不如烟，一切都恍若昨天。历史不仅是现实的延续，它更为现实打下了强烈的烙印，使现实不可逆转地朝着另一个方向奔跑。
63年后，红色狂飙刮过的乡村已经脱离了它的原始形态，本应该在乡村占有一席之地的世俗的孔子早已经被淡忘，被权力强行地掳到了首善之区的广场去维持秩序，乡村的文化基础和道德伦理在权力的围剿下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一个没有灵魂的空架子，供人们瞻仰，变成一个人们探幽怀古休闲的场所，这无疑是对文化传统和社会风俗的残酷破坏，因此，我们听到了余英时先生发出了“待回头，收拾旧山河”的呐喊。但这种破坏是不可逆转的，何况，在一声高似一声的“加强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的口号下，这种努力已经变得希望渺茫了。因为在官方的语气中，治理与控制的内涵和外延是全覆盖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做为具象的乡村依然存在，但做为历史传承的精神家园，它已经从此成为逝去的记忆，权力的力量已经深入到乡村的每个家庭和个体，它那种自生性的稳定结构和社会形态已不复存在。但这种外部力量的控制让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从此消失，整个国家处于一种无社会的状态，这意味着权力对乡村改造的失败，它最大的损失是一种社会和文化上的双重浩劫，远比“破四旧”的危害要大，这绝不是故弄玄虚耸人听闻，因为社会文化的重建是漫长的过程。
当权力已经深入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时，它就成为了权力永不言弃的基本单元，这是统治的需要，也是稳定的需要，当然更是权力觊觎权利的需要。因此，乡村自治只是个遥有可及的梦想。在强权力、无社会的时代，乡村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的温馨与淳厚只能穿过历史与我们相遇了。当然，乡村的重建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说：“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怎样在二十世纪的废墟上重建民间社会。使一个比较合理的新秩序得以逐渐实现。这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严重的挑战，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这一重建工作将从何处着手。”由此看来，并不仅是乡村，我们还面对着社会重建的宏大工程，这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的乡村究竟是什么样子？在社会控制已经精细化到一定程度时，这当然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只能祷告上苍，愿天佑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