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 张仃与毕加索
中国国画这种传统的美术形式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历代国画大师不仅留下了珍贵的墨宝，也留下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相当多的中国人可能想不到，今天被誉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代表的中国国画，在1949年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以后，曾经一度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成了需要“被革命”、“被改造”、甚至“被取缔”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国画和国画大师们的命运经历了怎样的变迁？那些曾满怀革命热诚投奔延安的红色艺术家们，在中共建政后的历次运动中又体验过哪些“红与黑”的纠结？美国之音邀请作家、曾经任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张郎郎和我们一道回顾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国画大师李苦禅发电影票
因为49年刚刚建政，从延安来到北京的艺术家，在延安就是鲁迅艺术学院，就是鲁艺，基本他们一拨是画漫画的，还有做版画，实际上就是木刻。但是国画完全没有任何地位。所以49年建政的时候，只能用奄奄一息来形容当时国画的境遇。到49年以后，就是觉得国画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时候他们就提出来，真正的美术要明白它的“二为方针”：第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二为工农兵服务。从这个角度说最惨的就是李苦禅。李苦禅是画花鸟的。这花鸟怎么会为工农兵服务呢？到53年、54年的时候，李苦禅的境遇就非常惨。他和李可染都是齐白石最得意的两个弟子。但是在中央美院不这么认为。你画的是花鸟，没办法为现在的新政权服务，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后来就把他调到工会。在这他也教不了画，调到工会专门负责买电影票。当时旁边的大华电影院和红星电影院是他经常工作的场所，在那排队，帮美术学院工会的活动买电影票。
李苦禅无奈之下写信给曾经和自己有过短暂同学之谊的毛泽东。毛泽东才发话要中央美术学院不要急于取消国画系。
“大跃进”让国画有了新机会
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到54、55年的时候，毛泽东对于“五四运动”否定一切中国传统的（观念）有所改变。同时他认为京剧不能消亡，因为他自己喜欢看京剧，喜欢看老剧。但是既然京剧可以存在，那国画也得存在，这是相连的。第二呢，到那个时候，56年以后毛泽东已经跟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有了区别。他那个时候就强调了要重视民族化。他这个话给国画重新发展铺垫了。如果不跟苏联分道扬镳，国画且缓不过来呢。
“大跃进”完了之后就是59年的建政十年。建政十年出现了“十大建筑”。当时正好让我父亲带着中央工艺美院负责里面的内部装潢。内部装潢得挂画，你让油画系的人画半年？不行，“十·一”以前马上得挂上画。怎么办？把国画家全动员起来，所以才出现了《江山如此多娇》那张大的国画挂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发现国画这时候有这个用啊，它可以包装中共，作为一种新的装饰艺术。所以一下国画家也都有用了。
不愿再看到色彩的红色国画大师
张郎郎的父亲张仃是中国著名的红色艺术家。中共建政之初，张仃就职中央美术学院，并投身“包装新中国”的工作，参与设计了开国大典的会场以及中共的国徽。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众给共产党提意见。随后，中央美院的很多人纷纷落马，被打成右派。
我父亲当时已经住在香山，自己画画了，突然把他调回北京，走马上任变成中央美院的反右小组组长了。我父亲都晕了。本来他是准备当右派的。
之后，张仃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和教授，这位红色美术大师在政治和艺术领域都畅快顺利。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革”让他的政治和艺术生涯骤然发生逆转。
但是文革一开始，他的这些画就被作为黑画来展览。当时他有几百张画存在一个朋友那儿，后来据说因为害怕，全部被烧掉了。等过了文化大革命，我父亲黑红的纠结变成他不能看颜色了。因为在文革中他被撅着、打着，挂着他那些彩色缤纷的画，四面都是红色的标语，他不能看了。所以他自己开始恢复画画的时候，只能画黑白的，不能看颜色。后来才走到晚年画的都是焦墨，就是黑白的山水。现在说他是焦墨大师啊，画得怎么好，但是在我看来，他应该得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