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宋美龄风靡美国受到热烈欢迎时，英国也向宋美龄发出了邀请。英国外相艾登向顾维钧保证，一定用最庄重堂皇的仪式来接待宋美龄。
拒绝英国的访问邀请
一向矜持的英国绅士为何也仿照美国人做起了宋美龄的发烧友？
这有其缘由。时至1943年，英国政府对于继续纵容日本为所欲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开始清醒起来。他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单纯从英国的利害关系考虑，其恶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丘吉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
英王力邀宋美龄赴英国做国事访问，正是英国政府希望与盟邦中国加强友谊关系的一种姿态和行动。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邀请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已给了宋美龄非常隆重的接待，而她在各处的演讲更是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不论是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宋美龄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宋美龄出访英国，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国与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是宋美龄对于是否访英，却迟迟未作决定。因为宋美龄虽然喜欢英国文学，但对于日本侵华以来英国的表现一直感到失望，所以对英国人没有信心。
经过几番考虑之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
拒绝与丘吉尔在华盛顿会晤
同年5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并且带来了100多位重要将领及官员，其中包括在印度的陆海空军司令长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宋美龄立即告知蒋介石这一消息。
蒋介石主张会见丘吉尔，对宋美龄说：“丘吉尔即到华府，如能与英相见面，则于公于私均有益。此正吾人政治家应有之风度，不必计较其个人过去之态度，更不必心存意气，但亦必须不失吾人之荣誉与立场。此事或可由顾维钧与哈里法克斯先行接洽，而后由罗斯福总统为之介绍。如与文兄出席会议时，请预商文兄，应请其代表发言，而吾爱竭力协助之，如其言有遗漏之处，则再由吾爱代其补充说明之可也。”
遵照蒋介石夫妇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开始积极活动，以安排丘吉尔与宋美龄会面。
事实上，顾维钧自从听到丘吉尔到美的消息后，就认为二人会见是个好主意，对中、英关系能有重大影响。
与宋美龄同行的孔令伟认为：“蒋夫人是一位女士，丘吉尔前来拜访比较合适。”
5月15日，顾维钧找到哈里法克斯说，丘吉尔与宋美龄有极好的见面机会。
丘吉尔尽管行程紧张，可是他也希望能与宋美龄谈谈，这对于英、中合作和远东局势没有坏处。
于是就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以图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以身体“不适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词，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当时宋在纽约）会见丘吉尔。
在这件事情上，宋子文也曾劝其妹妹以大局为重，并为其妹妹安排了与丘吉尔会晤的时间，但还是被宋美龄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宋子文认为她更应该去华盛顿，当罗斯福总统有意在微妙的局势中提供解决办法的时候，谢绝邀请是很不礼貌的。
可是孔令伟还是坚持：“作为妇女，应由丘吉尔来拜会，现在中国对日战争不很顺利，蒋夫人不应该显得过分迁就，不然的话，他们会爬到你头上的。因此，蒋夫人一定要比以往更坚定，保持尊严。”
宋美龄再次拒绝了邀请。对于这件事，她在见到顾维钧时作瞭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无论如何我在政治上没有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一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到华盛顿，丘吉尔因为“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能见面。两人直到参加开罗会议才第一次相见。
顾维钧分析宋美龄不接受访英邀请与不愿意去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可能是因为“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许蒋夫人在这件事上又比较感情用事”。顾维钧很为这件事惋惜。他认为：“英王邀请她做国事访问，肯定是一种表示深切友谊的姿态。这是给中国的荣誉，很少给别的国家。”
宋美龄的做法却有其道理。如前所述，英国战时在远东的表现的确令人失望，一直是一种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与架势，即使在成为盟国后亦无多大改观。
但是宋美龄拒绝在华盛顿会见丘吉尔，拒绝去英国，伤了英国人的面子。克里浦斯爵士认为这“非常不幸……恐怕即使蒋夫人现在要来英国，英王、英后和首相也不欢迎了”。
1943年7、8月间，为修复中、英关系，宋子文访问伦敦。当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都没有到火车站迎接，这种轻慢中国的一种姿态，也许是一种报复表示。英国政府的如此反应，倒证明了宋美龄当初决策的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