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至今，中国经历了年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究，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裕；为什么有的国家经历一段时间会从贫穷变得富裕，为什么有的国家仍然贫穷。
答案很多，但经济增速不同，是贫穷国家分化的根本原因。
地理位置、人口、气候、资源禀赋、文化习俗，很多因素影响国家的财富积累，但即便要素禀赋相同，国家间仍有发展差距。保罗·罗默等宏观经济学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其改变新古典技术外生的假设，强调“观念差距”， “由技术差距而导致的生产率的差距，作为分化的生活水准的主要原因”。该理论强调技术外溢导致资本积累出现正外部效应，因而避免了资本回报递减。
由此分析中国的高增长，不难看到，中国人模仿能力强，“干中学”加快了技术和知识外溢，进而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
然而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发生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制度对增长的影响。的确，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尽管穷国有巨大潜力追赶富国，但如果这些国家缺乏足够的政治、法律和监管体系，这些优势并不能对增长产生积极的结果。
现实情况是，在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改善，而城市则在产权明晰后，民间创业热情才得以释放。
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表现了更为强劲的增长，这有资本积累的效应，更是中国获取了全球化制度红利的结果。正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和最大顺差国。
制度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政策，造就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增长结果。不过，经济学家也认为，“许多国家没有能够发展起良好的政府治理，已经造就了通常是灾难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此话并非危言耸听，对中国也具有警示作用。中国虽增长惊人，但政府主导增长已然导致分配失衡，并诱发因寻租而产生的政治风险。即便在经济领域，行政手段对要素定价的扭曲，也是引发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什么样的周期
增长的确重要，高增长更是关键所在。
“更快、更高、更强”是耳熟能详的奥林匹克精神，而在民族国家的财富竞赛中，这个口号适用吗？无疑，追求更快的增长，是每个国家的梦想，中国不仅在奥运会赛场体现了这个精神，更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就像人类运动潜力存在极限一样，增长同样受到挑战。
对GDP过度追求，虽然促使总量不断增长，但国内消费一再得到抑制，最终无法摆脱自身经济失衡的结果。
在谈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时，西方学者常常从债务视角入手。他们从总需求与总供给恒等式推导出，一国的储蓄与投资差额，加上财政收入与支出差额，等于净出口。也可以说，左边的债务差额等于右边的经常账户差额。如果债务为正，经常账户顺差；债务为负，经常账户逆差。中美两国分别为全球最大顺差国和逆差国，债务视角可以清晰解释全球失衡原因。
遗憾的是，西方学者在建立正确分析框架后，却因对中国经济缺乏深刻认识而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西方学者认为，因为中国存在高储蓄，即左边等式为正，导致右边经常账户出现顺差。相对应的是，美国因为逆差，所以导致债务高居不下。
这个判断解释力不足的原因在于没有清楚揭示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正确的逻辑应该是，美国过度消费，导致中国扩充产能，产生对美顺差；美元回流美国，降低美国借贷成本，进一步刺激消费；跨国企业利用中国廉价资金再投资中国，进一步扩大中国出口产能，产生更多对美顺差。数据显示，中国超额外汇储备主要发生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证明顺差与外需扩张有关。相反，影响国内总需求的消费因中国自身分配失衡，实际游离于中美贸易和货币双循环过程之外。
中美两国双循环结构若稳定，则确保两国进而全球经济稳定。但问题出现在，美国不断印刷美元，导致美元泛滥，并刺激了过度消费；美国产业资本不断投资中国，中国利用国际贸易制度，扭曲了要素价格，过度增加供给以迎合美国需求。可见，两国失衡的原因在于美国过度消费和中国过度供给，金融衍生品泛滥导致的次贷危机其实仅仅是导火索而已。
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分工体系，最终促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而解决危机靠短期刺激显然无法实现，因而全球经济再平衡就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在再平衡中的角色就是改变经济结构，因为外需下降在短期内无法逆转，中国要消化过剩产能只能依靠扩大内需完成。显然，这样的过程是一个经济长周期的调整，而绝非“四万亿”强心针可以解决问题。
7%的依据
长周期调整是去产能化过程，因而时间长久，且经济增速必然下降。如果延续较高增长目标，既不现实，又容易促使政府利用刺激政策获取短期收益，妨碍转型。中国今年能够实现7.5%增长目标，短期刺激导致的投资回升功不可没，未来保持7%增速显然不能再靠刺激政策。
10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要求年均增长7%，按照指数式增长“七十法则”计算，以70除以经济增速，即为实现总量翻番的时间。如果增长率为1%，则70年完成翻番；若增长率为7%，十年完成翻番。中国制定了十年翻番计划， 7%就是年均增长率。由于2011年增长率为9.3%，2012年可以确保7.5%，未来八年接近7%增速，经济总量即可完成翻一番。
目前中国城市化走了弯路，在城市土地面积扩张同时，并未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因而未来城市化仍有空间，户籍及社保制度改革可以产生新的城市化红利。同时，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建设，将提供新的投资机会，而分配制度改革若能释放消费潜能，则可促成建立稳定的需求结构。
因而，保持中速增长的必要前提是加快改革，尽快实现经济转型。无论是刺激消费还是启动民间投资，都需改善政府治理，唯有放松行政管制，减少政府分配比例，才可能建立私人自主决定供需的市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总产出扩张。
李克强称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这是一个清醒的判断，我们期待制度变迁产生对增长的溢出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