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摸这些石头没有用了：毛的每一次运动及华国锋上台都是抓犯政治错误的官僚开始、而江胡习则是从抓犯经济错误的官僚开始，事实证明这些只是做政治上的崇高秀或做经济上的廉政秀，做给老百姓看的，并不是要在治国上有所作为。
既然前面做的秀都没用，后面的秀岂能有用？
只要我们想一想就能够看到，这块石头还可摸摸：当年邓邦赵却不是做崇高秀或廉政秀，而是从改变某些制度着手，改变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这才有了八十年代的小段中兴。
所以当我看到避实就虚、避重就轻、避急就缓地吃点自助、抓几个贪官、送几袋年货时，我就相信消极强硬维稳为其首选。
还是让大匣我开导一下，当年亚历山大是怎么解开那个神俞之结的？不就能想出既不直老路又不走邪路的治国的办法了吗？今天要防的老路不只是
重回文革，谁敢回去再来一次天下大乱？今天最该防的老路就是无视法律压制公证的消极强硬维稳。
其实今天腐败难治的根子在于缺少监督和法制不举，法治是不能丢的，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表面上是尊儒术，内里头却特别在意自己的王法，那可是王朝存在的标志啊。腐败难控的关键也在于法治不举，而法治不举并非是打击不力，而是保护不力！
为何说不是打击不力而是保护不力呢？理由很简单，中国地盘太大，天高皇地远，皇帝那长鞭也击不到地方啊，而地方民众、舆论监督才能有效扼制地方官的全面腐败。如果法律对媒体和民众监督地方官僚的保护得力，中央还会傻乎乎蠢兮兮地为乡村贪官背书？这也太出高官们的丑了！
其实，薄熙来贪得再多也少不了百姓身上的衣服，这你们清楚，要不怎么看着薄侯从大连一直贪到重庆而不管？
而地方官员的普遍贪腐败却是直接夺百姓的饭碗哦。今天官民矛盾如此突出，党的群众基础基本消失殆尽，都他娘的地方官惹的祸。
如果我是西朝鲜的皇帝，我的办法很简单，不用打击在半天空大捞的高层官僚，只要打击在地面上抢百姓饭碗的地方贪官污吏。
我的治国之策就是：既不动统治根基又保证百姓和民企有奔头，再整出一个八十年代的小中兴。
我的办法：废除牢教法、不限制上访，以保护民情能上达；和高官们制订法规落实并保护媒体对市、县、镇乡、村这几级地方政府的监督权，保护媒体和民众对地方贪官污吏的揭露权；把省县公检法直接收归中央管，公检法可以联手办案，形成一个“民众不断地监督、媒体不断地揭露、法院不停地审判”的循环。
当年宋神宗和大臣谈及治国时神宗看到了治吏的重要性，而大臣却坚持皇帝和士大夫治民的根本，那么我就来一个皇帝和上卿治中下层官吏，一个中国特色的利民善政不就搞成了吗？
中国式左奴愤们骂西方的选举，最终还是有钱人统治老百姓。从大的概况来说，中国式左愤这样认为就对啦，但是具体的过程却不是富人直接治民，即美欧日本是“总统和富人共同治吏”，再让吏们在媒体的监督中管理社会细胞的运作；而所以我说的却是“皇帝和上卿（省部级以上高官）共同治吏”，再由吏们在媒体的监督中管理社会细胞的运作。这样既让民有自由和尊严，符合普世价值，又和西方不同自成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