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避免的是，每次到印度，总会有人让你对印度和中国进行比较。我这次的印度之行也不例外，但我觉得，把比较范围扩大至印度、中国和埃及这三个国家会更有启示性。印度的中央政府较弱，但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公民社会，其社会各个阶层都涌动着各种选举和组织。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但其公民社会相当脆弱，当然，中国公民社会的表达欲望明显地正在变得愈发强烈。唉，埃及的政府和公民社会都很无力，其公民社会被压迫了50年之久，不能进行真正的选举，所以才会被该国唯一具有组织动员能力的组织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轻易切换了其革命轨道。曾经，该组织能够在埃及唯一的自由空间，也就是清真寺里，进行组织活动。但这三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拥有数量庞大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即“青年膨胀”(youth bulge)。该群体通过科技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但在教育水平上差异很大。
我的观点是：在这三个国家中，能在21世纪获得最蓬勃发展的，将是最成功把其“青年膨胀”转化为每十年都能带来回报的“人口红利”的那个国家，而非每十年都会被点爆的“人口炸弹”。这样的社会会为更多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的教育、工作和表达机会，以实现他们的全部潜能。
《怎样》(How)一书的作者、LRN公司（在印度有运营中心）的首席执政官多夫·塞德曼(Dov Seidman)称，这一竞争是关于“哪个国家能促使和激发更多年轻人来帮助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繁荣”。他说，“领导人、父母和教师应该创造出良好的环境，让年轻人能够踏上一个探索之旅，不只是寻找工作，而是追寻一个终身职业——追寻远超他们父辈的更好生活。”在一个无法创造这样环境的国家，其年轻人不仅会失业，而且会不再具备就业素质，他说，“在这个相互连通的世界里，他们会失去联系，绝望地看着别人强化求知欲，实现潜力。”
如果你的国家拥有强大的政府或强大的公民社会，那么你的国家就有能力迎接这个挑战。如果你的国家两者都没有，这就真的有麻烦了，这也是埃及处境艰难的原因。在为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基础设施和工作机会这方面，中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给予自由和激发求知欲方面，中国则处于落后地位。印度是最有意思的例子，主要得看，该国是否能够提高治理水平，并让其腐败问题得到更好的控制。在印度，人们对更高的社会地位有着强烈的追求欲，女性尤其如此。我在上周参加了能源和资源学院(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的毕业典礼。12个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的学生中有11个是女生。
“印度今天有5.6亿年龄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和2.25亿年龄在10到19岁之间的青少年，”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国务部长沙希·塔鲁尔解释道。“所以，在接下来的40年中，我们将拥有较为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而中国以及广大工业化国家那时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塔鲁尔说，中国现在的人口平均年龄是38岁左右，而印度是28岁左右。在今后20年中，这一差距会进一步加大。这可能会为印度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只要我们教育好年轻一代——为一些人提供职业培训，为另一些提供大学教育，让他们有能力抓住21世纪的全球经济机遇，”塔鲁尔说，“如果我们做好了，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如果我们失败了，没有什么比无业失意青年更糟糕的了。”
的确，在印度的农村地区，一些不满的年轻人正在转变为毛派分子。“在我们的少数民族部落中，有一些人是毛派分子，他们还没有从现代印度的机遇中获益，”塔鲁尔说。最近几年，随着毛派分子将他们的触手伸向那些被“印度梦”所遗忘的人，印度的625个地区中有165个出现了毛派暴力事件。所以，印度政府当今极力要把贫穷家庭的孩子吸引到学校里来。印度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午餐计划，每天为2.5亿在校学生提供免费午餐。政府还把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的数量从8所增加到16所，目前还计划建立14所专注于创新和研究和新大学。
但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印度区的前首席执行官古尔恰兰·达斯(Gurcharan Das)称，如果没有更好的治理水平，这一切都是徒劳。达斯最新出版的书籍是《夜间发展的印度：一个支持强大国家的自由派案例》(India Grows at Night: A Liberal Case for a Strong State)。“踌躇满志的印度没有投票的对象，因为没有人在谈论公共利益。我们为什么要花15年来获得公正的判决，或用12年来修一条路？（年轻人的）期许和政府执政能力之间的差距相当巨大。我的论点是，尽管政府无能，印度还是崛起了。这是一个关于政府失败和个人成功的故事。”
达斯所谓的“夜间发展”指的是，当政府睡着时的进行发展。“但印度必须要学会在白天发展，”他说，“如果印度能赶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之前改善其政府治理，那么我们就会胜出......你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和强大的社会，这样一来，社会才可以向政府问责。只有当印度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印度才能建立强大的政府，而只有当最优秀的中国官员进入私营部门，中国才能出现强大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