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学品污染造成“癌症村”地图（资料图/看中国配图）
中国环保部在其公布的一个报告中承认，中国境内有毒化学品污染严重，在一些地区出现“癌症村”，几年前中国非政府组织调研发现中国污染区域癌症高发，有部分媒体也曾披露中国淮河等流域的“癌症村现象”。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2日报道，中国环保部在刚刚公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透露，在发达国家很多已经淘汰或者限制使用的有毒有害化学品在中国仍然在大规模的生产和使用，中国目前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4万多种，其中3千余种已列入当前危险化学品名录。
中国官方首次承认污染“癌症村”
该规划承认，中国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已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区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因此《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大淘汰和限制力度，推进重点防控行业合理布局，推进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提高环境准入条件和建设标准等。
这也是中国官方首次承认中国因污染出现多个“癌症村”，早在2007年4月，中国媒体《新闻周刊》的深度报道“中国城市水危机”，曾在公众中引起震动，该报道揭露中国从北到南多个城市水污染及公众水源陷入危机现状，其中详细报道了淮河流域的安徽蚌埠仇岗村，被四家化工厂围困，三年间该村有53位村民患癌症身亡，该村村民对此发起抗争行动；中国纪录片导演杨紫烨据此拍摄的《仇岗卫士》2011年曾获奥斯卡最佳短片提名。
比中国媒体更早关注污染“癌症村”现象的为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绿家园、守望家园、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等早在2004年时就开始进行淮河、钱塘江等流域污染的调研项目，并与被称为“淮河卫士”的河南周口市环保人士霍岱珊一起，披露因大型企业周口莲花味精厂、及淮河两岸众多的造纸企业导致的河南境内多个癌症村，这些机构也因此曾受到当局的警告和打压。一如对中国“艾滋村”态度一样，中国官方早前对环境污染导致的癌症高发未予正式承认，近年因环境污染导致的民间大规模抗争行动不断爆发。
2012年7月，四川什邡环境抗争行动爆发
“谁来管我们农民的死活”
2012年国家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在接受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南方有水皆污，北方有河皆干。这话虽然有些夸大，却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水污染的现状"。与官方对中国水污染全局性的描述不同，杭州萧山一位农村女性韦东英曾因为写环保日记而蜚声中国，被包括央视在内的中国众多媒体报道。
杭州萧山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处上世纪80年代“苏南发展模式”的地带之一。韦东英和丈夫以种田和在钱塘江上打渔为生，二三十年间，农田上建起无数的厂房，他们驾驶小渔船在钱塘江上打渔的过程中，曾目睹两岸几十个化工厂直接把化学污水排进江中，江中是无数的死鱼浮起；岸上是越来越有钱的村民，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癌症患者愈来愈多。从2003年起，韦东英开始写日记记录工厂排污、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过程及她走访其他村民记录村民患病增多的案例等。
德国之声打通她的电话时，她无法掩饰内心的失望之情，她向德国之声表示，无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蜂拥而来，跟随他们的渔船采访、调查并将当地污染见诸报道，但化工厂的排污从未停止，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污染中依然选择了前者：“有什么办法，没有地方去说，老百姓的事情也不处理，现在污染很厉害，到处是污染，这些污染埋在地下千年万年都没办法处理完，国家也没有办法。政府要靠化工厂赚钱，好象我们老百姓就该死，国家都提倡发展经济，他们哪管我们的死活，”因此她对环保部对污染的治理并不报太大希望。
中国摄影家卢广拍摄的大连石油汇露污染水域照片
“谁来替污染受害者维权？”
中国环境律师夏军也就此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他认为在中国各大部委中，环保属劣势地位，尽管环保法规不断增多，但法律的约束力并不充分，因此无法阻挡和制约污染企业。环保部即使表态要对重污染企业进行治理，还需要司法部门的支持，甚至需要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宏观决策上做出调整。
而环境律师、民间组织和“癌症村”的受害者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环境污染案件无法完成立案：“化学品、重金属、危险废物等污染是触目惊心的，但很少有能利用的机制或法律上的平台，很难进入司法程序，现在常规路径是通过新闻媒体引起行政手段的干预，但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夏军也指类似中国“癌症村”这样的案例，比如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发生的汞泄露导致的水俣病案例，日本政府对污染受害者做出政府补偿和对企业问责，但中国企业和政府达成利益联盟，中国的污染受害者还在独自承担着污染恶果，他及其他环保律师一直在推动的公益诉讼举步维艰，到底谁来帮助污染受害者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