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忆名导李安之父李升》
我叫李亚莲，和当今著名导演李安是同父异母的姐弟，我们的生身父亲叫李升。1989年3月1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我终于见到了自出生以来整整40年从未见面的父亲李升，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难以割舍离家乡
我的老家在德安县丰林镇乌石门村，父亲李升是家中的长子，因爷爷李飞鸿擅长做些生意，办了一些食品类加工厂，从事承包建筑工程等，家里累积了不少的商铺，家境不错。爷爷非常重视后代教育，父亲从小就舞文弄墨，饱读诗书。据说，当时父亲是德安县第一个到上海求学的人。工作后，父亲先后担任过德安县国民党党部秘书科长、中学校长、区党部书记，1947到崇仁县任县长。后到江西省教育厅任过一段时间的职...
母亲杨德莲为父亲生了4个孩子，大哥李翰灵现在南昌，二姐李翰敏在德安农村务农，三姐袁瑞儿定居厦门，我49年生排行老四。爷爷因“地主”身份而被镇压，那段时间一家人整天诚惶诚恐，总担心父亲哪天也被抓了去。迫于无奈，1949年底，父亲含泪忍痛与家人分别，而那时我还在母亲的腹中。
父亲先逃到高安，准备辗转到美国继续求学，经过种种变数，最后还是到了台湾。在台生活稳定下来后，父亲又重新组建了家庭，生下了我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李安和李岗。
饱尝辛酸盼父归
父亲走后，家里顿时失去了顶梁柱，母亲只身带着我们兄妹4人相依为命。因为我们家是“地主”身份，家里没有一分田一分地，好在母亲心灵手巧又天性乐观，帮着别人做些针线活之类的杂事来维持生计。尽管这样，生活还是难以为继，无奈之下，母亲将三姐瑞儿抱送出去了，带着我们兄妹3人到了外婆家居住，在舅舅的帮扶下勉强度日。文革时期，母亲和我兄妹成天戴高帽、游街、住牛棚，那时的我，最怕的是白天到来，因为一到白天，母亲和我们又不知受到怎样的折磨。而在晚上，我可以静静地想念父亲，想像父亲的模样，多么想能得到父亲的疼爱，得到父亲的呵护，那怕有父亲一点儿消息也好啊。就这样我在对父亲一天天思念中长大，从襁褓中的婴儿长大为人妻、人母了，我想，这一辈子也许见不到父亲了。
据父亲后来回忆，他虽然生活稳定下来，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我们。他写了上百封的家信，寄出去后都是杳无音讯。每天与家人共餐时，父亲都不会忘记叮嘱两个弟弟，不要将碗里的饭吃完，要留些与大陆的哥哥和姐姐们吃。他经常给弟弟们讲大陆家乡的事，讲爷爷的精明，讲母亲的贤惠，讲民风的淳朴。父亲治家甚有古风，教子极为严格，很长一段时间家里还要行跪拜礼。
弟弟李安就是在这样有浓厚中国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家庭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浸染，父权家庭的中国典型模式也为他日后的作品提供了生活基础甚至是原始素材。
百感交集终梦圆
1979年后不久陆续听说有台胞从台湾给大陆的亲人写信，我激动不已，对我来说最大的喜悦莫过于可能与40年未曾谋面的父亲重逢。于是，我开始一天天盼望父亲书信的到来，那样的日子也倍感煎熬。终于，1985年佳音传来，父亲通过回乡探亲台胞的联系，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封书信，信中父亲告诉我们，他在台湾，一切都好，且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后来我们就相互通信了，父亲告诉我们，1988年一退休，第二年春天一定回家乡。
1989年3月17日，阴霾的天空飘着丝丝轻雨，初春的天气仍寒气逼人。下午我刚上班，便收到哥哥李翰灵由南昌发来的加急电报，告知“父已到昌，十八日到县”。刹那间我感觉我的心都要跳出了，40年！漫长的40年啊！终于盼来了朝思暮想的父亲，不能再等了，别说等到明天，一刻也不能再等，随手抓起包和伞，狂奔火车站，赶上了一趟开往南昌的火车。
火车到站后，我迫不及待地拨开蜂拥的人群一路飞奔，也不知道是怎样冲上6楼哥哥家的。推开虚掩的门，见一位慈详的老人正从内室出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就是我的父亲？老人面露温和的笑容哽咽道：“是亚莲吧，我的儿，你受苦了”，说罢，一把将我搂在怀中。而此时的我，两腿颤抖着抱着父亲发不出声来，手中的包和伞是怎样掉在地上的，全然不知，只感觉泪水顺颊而下，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哥哥轻轻走过来，抚了抚我的肩：“不要哭了，和爸爸好好聊聊。”父亲边抚摸着我边流泪说：“让她哭吧，40年啦！把40年的苦水全哭出来吧！”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徜徉在无比的幸福快乐之中，和父亲谈天说地，回忆往事。时间飞逝，短短6天的时间一晃而过，父亲回到了台湾，没想到，这成了我们的诀别。
2003年，父亲离开了人世，我们也没再能见到他一面，这是我们的终身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