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干嘉年间，有一位名叫王鸣盛的大经学家、大史学家，他精心研究儒经，著作等身。尤其是在经学、史学研究中旗帜鲜明地声张儒家天下为公、重义轻利的理想，将那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一一置于儒家批判刀俎之上，真是大义凛然，让读者肃然起敬。史书记载，说他文如其人，“性俭素，无声色玩好之娱，晏坐一室，伊唔如寒士”。
不过看看和他同时代人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又会发现这位大学者的另一种颜色。笔记里说他出身贫寒，功名心极其强烈，当年每到富人家里做私塾教师，惯做一种凭空搂抱动作的体操，说是要搂一点这家的“财气”。当官后凡涉名利二字，无不“急吼吼”去争。可惜的是他为文才所累，被派到最为清苦的翰林院任职，外快实在太少。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出外省主持考试的机会，就明里暗里地索要贿赂，秽声四闻。人还未回京交差，揭发奏章倒已纷纷到部。幸好乾隆皇帝惜才，只用一个“多支驿马”的罪名，折换为行政处分，降三级调用。又给他换了个更冷落的衙门呆着，最后终究是罢官而去。
昭梿《啸亭杂录》里还说，当时就有人笑话王鸣盛言行不一，而王鸣盛的回答却很是干脆：“你们笑话我不过是‘口碑’而已，几十年后，口碑已没，而我的道德文章犹在，足以使我名彪青史！”
在今天的官场里，像王鸣盛这样用“道德文章”来掩盖贪腐“口碑”的，实在为数不少。而且那“道德文章”更是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尤其是绝对不会像王鸣盛那样在不经意之间说破天机。
2008年被判处死缓的原郴州市委书记、大贪官李大伦，就偏好写廉政诗文。翻翻他的诗文集《岁月如诗》，都是“道德文章”。比如《感怀》：“从政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历尽艰辛终不悔，一腔热血荐轩辕。”单看这诗，这位官员真要令人肃然起敬的。
后来法庭调查确认，李大伦在担任郴州市委书记期间，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拔等方面涉嫌夥同其家人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合计1404万多元人民币，另有1797万多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并有一批收受的贵重物品尚未估价。
儒家经典《左传》里引用鲁国大夫叔孙豹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不朽”，就是具有了被后人长期纪念的声望。这个“三不朽”的提法后来就被认为是士大夫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可是孔夫子又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用今天的话来讲，具有高阶位道德修养的君子应该是低调的，应该是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来体现出自己的道德修养，不应该自吹自擂的。那么在没有大众传媒的古代社会，如何来让社会大众广为知晓并且达到“不朽”呢？“立功”比较容易表现出来，可是士大夫并不一定在可以“立功”的位置上。因此“三不朽”里，实际上只有“立言”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写上几本宣扬儒家道德观的书籍，就可以长久流传，王鸣盛就是说穿了这个秘密。
那么在大众传媒已经极其发达的当今社会，为什么还会出现用“道德文章”掩盖糟糕“口碑”的现象？是不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道德文章”总是舆论的主导力量，而“口碑”总是没有办法被记录和传播？我们如何能够不被历史上或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调门极高的“道德文章”迷惑？这是直到21世纪的当代仍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