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第8次接见红卫兵
“文革”初期，毛泽东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
第一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红卫兵”原本是一张小字报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高中学生卜大华名列其首。接着，卜大华几个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尔后又写了《二论》、《三论》。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泽东。
这些娃娃们，做梦也未想到毛泽东会给他们写信。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泽东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
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泽东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1966年“8·18”。8月18日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北京和外地的百万红卫兵、师生(以下统称红卫兵)参加了大会。这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7时半开始，林彪、周恩来和红卫兵代表讲了话。接着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接见。
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资派”。
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
1966年“8·18”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国性“大串连”浪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
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励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进入9月中旬，第3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安排70万红卫兵参加接见。因发生了一个歹徒劫车撞死了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抢走了他的手枪的事件，为保证毛的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见。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红卫兵则增加到了100万。
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150万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也称毛泽东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第五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为保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用了军、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第六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第5次接见方式最省时间，最能减少毛的劳累，但周总理考虑到毛的安全，不敢在50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他决定，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
搭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要在3天内运筹6000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火速云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份以来，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
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接见。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泽东，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旋涡来回翻滚。
11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批接见。把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东、西长安街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
第八次接见25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两项之和，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
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接见后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还未等毛换车，就“撒鸭子”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毛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协助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把毛护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接见1200万红卫兵，消耗的财力、物力无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后来红卫兵被造反派取代了。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