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在苏俄历经“冰天雪地十三年”磨炼的蒋经国，携妻带子，辗转回到浙江溪口老家。一年后，应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之邀，赴南昌出任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新兵督练处长。1939年，日军进逼南昌，新兵督练处迁往江西赣州，蒋经国转任赣南行署专员。此后一直到1945年初，步入而立之年的蒋经国在此地大刀阔斧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兴办教育。6年时间，社会面貌大为改观，人称“赣南新政”。
“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
1939年以前的赣南为粤军控制，“民穷财困，土劣横行，文化落后”，是江西的化外之境。有研究者认为，熊式辉派蒋经国主政赣南，是一着政治棋：一来可以借重“太子”，遏制粤军和地方势力，二来可以讨好“老头子”。
赣南师范学院蒋经国研究所所长方世藻教授则持不同看法：蒋经国主政赣南完全是“三维巧合”，因为它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物身上。所谓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指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南昌沦陷，蒋经国撤退到赣南。蒋曾对挚友王继春说：“倘使没有抗战，我们恐怕都不会到这个穷山峻岭的赣南来。”特定的地点是指赣南是江西的化外，省主席熊式辉的政令不通。特定的人物就是蒋经国本人，他在调解地方矛盾中表现了非凡的行政能力，并且满怀救国理想，有意“到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初到赣州，蒋经国不期然发现，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赣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凸显，已成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是连接东南和西南的桥头堡。他说，“赣南是一个完完全全适合于抗战建国的据点……在我就任赣南之初，就下了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而完成此项使命。”
“三禁一清”，荡涤污垢
战时的赣南，烟赌娼盛行，土匪恶霸作乱，宗族间的械斗经年不息。蒋经国到任后，迅速出台“三禁一清”政策，禁烟、禁赌、禁娼，肃清土匪，全面出击。对于鸦片烟，国民政府原来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实则变相保护，“特种公卖处”即以省主席熊世辉为后台，公开贩卖烟土，蒋经国限定一年的靳戒期，从1940年7月1日起，所有查获烟犯，无论种、运、吸、售，一概处以极刑。有个富商的儿子因偷食烟毒被捕，家属买通警局，并表示捐赠一架飞机。熊式辉急电放人，蒋回覆道：“电到已枪决，无从挽回。”
为了抓赌，蒋经国亲自带队，化装成卖馄饨的小贩，捣毁了广东某中将军长开设的赌场。原本有恃无恐的地方豪强，一时间人人自危。他还要求：被抓赌徒必须在赣州公园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前罚跪3天。当时有一个警备司令的太太被抓，照样被罚跪，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轰动了整个赣州城。
禁娼开始，查办了几家小规模的妓院，遭到老板们的软泡硬顶。蒋经国不为所动，下令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同时设立妇女工厂，安排妓女从良。赣州歪风邪气自此禁绝。
3年实现“五有”目标
“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经过了974座桥，其中有714座是要修理的。有84条路是不能走人的。”走马上任，蒋经国脚穿草鞋，遍访赣南11县的每个角落。
“除旧布新”的重点在于民生问题。1940年11月，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制定了《建设新赣南第一次三年计划》，蒋经国提出了要在3年内实现“五有”目标：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
计划实施前的赣南，150万人口中有九成以上是农民，除了矿山开采之外，全区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蒋经国一方面吸引沿海内迁资本到赣南开办工厂，另一方面推动成立纺织、碾米、制糖等小型工厂。
1943年11月，美国记者艾特金森在《纽约时报》发表报导称，蒋经国的改革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此前，赣州只有3家工厂，农耕方法，赣南原本是粮食严重短缺的地方，现在的产量已足可供应10个月的消耗量，预计到1944年可完全自给自足。“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地推行。”艾特金森感叹道。在他眼里，赣州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最干净的城市。
等着看笑话的人突然发现，3年计划已变成了现实。
王继春追悼会上，痛斥腐败
蒋经国曾多次对部下说，历代王朝的倒台，究其原因，主要是吏冶不清明，官员腐败。为此，他重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而他最为欣赏乃至引为知己的，是上犹县县长王继春，王为官清正廉明，肯为老百姓做事。1942年底，王继春积劳成疾，住进省立医院。因一贫如冼，只能变卖家当治病。县政府汇去500元治疗费，他得知后即令勤务员汇回上犹。院方嫌他小气，不给他好药吃。1943年3月，王继春病逝。
在王继春追悼会上，蒋经国声泪俱下，宣读了题为《哭王继春之死》的悼词。他认为，王继春不是因肺结核瘸死的，而是被腐败的社会吞噬的。他痛斥道：“这个医院是腐败的，是今天一个腐败社会的缩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把活人治死了……人与人之间没有感情，人把人当作货物，这到底是什么世界?这到底是什么天下?”
受个人成长经历的影响，蒋经国十分强调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公务员的体魄和心智。在1940年9月举办的干部讲习会中，蒋经国与学员同吃同住，每天4点起床早操。一天，他要求学员赤脚跑到新赣南农场，和农民进行体育比赛。蒋代表公务员第一个出场，和一个老表比赛摔跤，结果被老表摔倒在地。最后一天，学员们凌晨2：40分就吃完早饭，蒋经国带领大家在大风大雨中集合，跑上了赣县最高的崆峒山，举行结业典礼。蒋经国说：“我们这两星期的训练，最重要的是洗心的工作….应当每个人反省自己是否把心洗干净了，是否有了洁白的良心……赣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的就是我们新的政治作风。”
“更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来日”
蒋经国主政赣南以来，外界评价甚高，有“战后政治看赣南”的说法，蒋介石也有耳闻，曾经拍发电报说：“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
赞誉声中。蒋经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在《东望章贡合流》中，他检讨自己短处多于长处，故而造成了过失多于成就。他说，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却付出了使人民受苦的代价，因此。他一方面时时不安，同时也“因此而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来日”，力求在将来服务期间，减少错误，使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综观蒋经国一生，作为一地之行政长官，前有赣南，后有台湾。他所说的“思用之于来日”，今天看来，正是台湾。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经国传》作者陶涵(Jay Taylor)认为，赣南经验为蒋日后主政台湾提供了诸多借鉴。
1972年，蒋经国就任台“行政院长”，“蒋经国时代”由此开启。1973年，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蒋力排众议，推行“十大建设”。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大型建设项目，为台湾经济的腾飞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蒋经国与时间赛跑，加速政治改革。台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脱离不开蒋经国赣南时期的执政实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蒋经国基本上是执行蒋介石的政治理念，1972年以后开始显露个人独特的执政理念。一方面，他启用了一些青年才俊和技术官僚，使政治风气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和赣南时期一样，他深入民间，走遍了台湾的县乡镇。在经济方面，台湾十大建设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而在1940年的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上，蒋经国就曾经提出要在赣南建立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异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在于我们是有计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