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纪事：上要征购 下要瞒产
1959年是中国人比较难过的一年，因为根据有关方面的资料，1959年冬到1960年冬是三年困难时期，饥荒最严重的一年，1959年到1960年预计全国粮产是5000亿斤，那么毛泽东意见是征购任务为1100亿斤，销售计划为820亿斤，这个年度的实际产量只有3000多亿斤，完成征购任务是很困难的。为了完成征购任务，那么征购粮食和反右结合在一起了，用反右倾的政治压力来征购粮食。可是相对于有限的产量而言，却要超额完成征购任务，来自基层的农民阻力当然就非常大了，很多人不愿意连自己的口粮都要征购上交，于是藏粮瞒产就成为很多地方应对的办法了。
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刻解决。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情况不断传出来，但是中共中央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这番话标志着粮食征购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上面要征购，下面搞瞒产，有瞒产就有反瞒产，那么应该代表农民利益的，却站在了剥夺农民最后的口粮。在1959夏秋两季收粮后，各地的县委公社纷纷派工作组进驻生产大队，把下放在生产队的干部组织起来，开展了查产反瞒产私分运动。因为在1958年冬到1959年夏季，公共食堂缺粮，全国各地有不少地方允许回家做饭。在夏粮收割后，分配了一些粮食就给社员群众。
因此反瞒产运动很快就变成主要是针对社员群众的抄家搜粮运动，要把这一部分粮食从社员手里搞出来，要完成征购任务。于是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都出现了武装征粮的事件。就是由干部们率领着全副武装的民兵和积极分子荷枪实弹下乡“征粮”。那么这种情况在民国时代也很少见，农民很愤怒，但是也只能逆来顺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