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语与母语的语言差异
新移民在西方国家生活的第一关是语言。英语语言基础差的与当地人交流像听天书，日常交流主要借助手势，日常生活交流马马虎虎尚可凑合，生意上做交易和看病时沟通更觉困难。即便技术移民可以阅读英文书刊，但是日常听力、口头表达和理解能力都有困难，加上文化习惯上的差异，总觉得与西方人沟通的时候隔着一层纸，觉得似懂非懂，不适应，尤其是口语中的语境、俚语、典故、习惯用语和在国内书本上学习的英语差别很大。很多新移民特别害怕接听当地人的电话，语速快又看不到对方表情，叽里咕噜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答，心里干着急。由此可见，语言障碍依然是新移民就业和创业所面临的第一难题，而且还增加了融入主流社会的难度和对自己将要在下半生定居的国家的陌生感。
二、中西价值观的差异
价值观就是人评判事物的总标准，人们往往用它衡量是非对错。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价值观基本上都是从国内带来的，与西方价值观差异很大，他们大都有很强的追求成功的愿望、显示优越的攀比心理、看重金钱的“实用主义哲学”、重视后代教育、官本位的等级观念、看不起体力劳动者等；而西方价值观注重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追求个人享乐、在财产和子女等方面不攀比、没有等级观念、不干预子女学业、婚姻和工作等。当新移民遇到中西价值观冲突时，有些人会感到不适应，有的对西方价值观会抵触和排斥，不仅给新移民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增加了困难，而且心理上还会产生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主流群体是中年人，35-55岁之间者占多数。他们大部分是技术精英和商业上的成功人士，当然也有贪官，他们约占总数1%，不是移民的主流群体。大多数新移民的动机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西方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技术精英希望在西方国家发挥自己的才干，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愿意靠低眉顺眼地巴结领导吃饭，可是他们来到西方国家之后却发现，想找到一份专业对口、体面和收入高的工作很难，心理落差很大。投资移民经济上大多比较优越，没有生存压力，有的是为了改善生存环境，有的为了保障私有财产的安全，有的为了让子女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有的是为了寻找西方国家的人权保护，等等，不一而足。新移民来到西方国家，如果梦想中的人生价值追求与现在所得到的幸福感是一致的，他们就会感到很幸福；如果不一致，还不如在国内生活水准高，就会感到失落和沮丧。对于一些生活艰难的技术移民来说，似乎移民的人生抉择像寓言里的“皇帝的新装”一样，谁也不愿意说破，最近甚至有相当比例的技术移民流露出对移民的后悔心情。可是为了面子回国时从来不好意思向亲友说实话。
三、职业身份差异
职业身份是人在工作上所体现的被世俗文化认可的社会身份。由于西方国家与中国大陆的制度不同，人们的职业观念和文化理念也不一样。在中国大陆，职业不仅代表着工作，而且还代表着身份的贵贱和社会地位的高低。一般来说，机关干部、企业家、高级知识分子和管理层的金领、白领等职业人士，具有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感。社会上人们普遍存在着职业身份歧视，企业家看不起个体户，白领看不起蓝领，公务员看不起工人，供热看不起民工，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而西方国家从制度到人们的观念上，都十分平等，市长和市民，大学教授和出租车司机都是一种职业，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没有职业身份的歧视。来到加拿大以后，很多技术移民很难找到一个有头有脸有身份的好工作，投资移民也很难拥有一个可以由自己得心应手操控的生意，所以他们在心理上普遍会产生失落感好不适感，对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缺乏足够的信心，为自己发挥不了长处和实现人生价值而苦恼。
四、生存环境差异
平时人们所说的生活环境是指居住环境、社区文化和日常生活条件，主要是只微观环境；而生存环境，包括微观的生活环境，也包括宏观的社会、政治、法律、治安、文化、习俗、人文环境等更加广泛的内容。人生有得必有失。每个新移民心里都有一杆秤，自己会权衡利弊得失。根据笔者本人接触到的上百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加拿大新移民估计，约占七成的新移民家庭对加拿大生存环境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几乎是百分之百地喜欢西方生存环境的是那些跟着父母移民的少年儿童，他们没有在中国时繁重的功课负担和考试压力，性格上可以自由发展和自然成长，他们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们的父母也只好跟着他们“被幸福”。
新移民觉得离开了中国大陆那种趋炎附势、官本位、特权腐败潜规则横行、阳奉阴违、盘根错节的人文环境，以及被严重污染的自然环境，远离了“污染源”，心里干净多了。到了西方国家，心灵自由了，文化多元了，环境改善了，只要不触犯法律，没有任何人对你指手画脚，一切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主选择。不过，有过去的“大国自豪感”成为西方国家的“少数民族”心理上还是免不了有些落差，他们在希望在与华人老移民的圈子能够找到一些同宗同族的亲切感和文化认同感，这样至少可以减少心理上的的不适感和环境上的陌生感。
五、家庭成员的亲情差异
亲情是人生幸福的源泉和寄托心灵安全感的温馨港湾。许多中国新移民都感受到，西方家庭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与中国反差很大。西方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个性独立，对父母没有中国孩子那么深的依赖，对父母那么亲密的关系，而中国的子女对父母依赖心理重，对父母的关系亲密、孝顺、感恩。新移民的孩子很快受到西方价值观、生存环境和文化的影响，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资排辈、压抑个性的文化。不过，如果他们的父母没有同步变化，就会加大“代沟”。新环境的变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夫妻关系。有的夫妻，一些新移民在国内的时候男主外、女主内是相对平衡的；可是到了国外两口子都没工作，经常会出现争吵；还有的女强男弱型夫妻，来到国外之后女人的长处发挥不了，找工作时倒是男人的力气占了上风，这就失去了多年形成的夫妻心理上的平衡，感情上开始出现裂痕。也有的夫妻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单独相处，却吃惊地发现自己居然根本不爱对方，于是就出现了感情危机，导致婚变。还有的新移民与自己的父母发生观念上的冲突，孩子看不惯老人捡东西、节俭；老人看不惯子女生活中的浪费，加深了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新移民家庭成员之间需要兼容和包容的家庭文化氛围，这样可以减少摩擦。
六、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
加拿大倡导多元文化，在法律、政策和社区人文关怀上对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都给予充分的尊重和包容，他们没有职业、宗族、出身、性别、地域、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歧视。尤其是社交场合，大家都很文明、礼貌、尊重隐私等，从来不给人难堪，也极少有看不起他人的傲慢无礼行为和态度。新移民说面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们必须承认当地文化的主流地位，自己的是外来的移民文化处于从属地位。在坚持和保留自己的母国文化的同时，必须接受和融入当地主流文化。融合好了，可以享受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好处；融合不好，两种文化会发生冲突和排斥，会感到文化上的分裂感和不适应，这是所有新移民必须面对的课题和难题。
七、社交习惯差异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人都知道“入乡随俗”的道理。中西方人的交友方式不同。中国新移民过去养成了熟人圈子交朋友的习惯，并且有“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功利色彩，甚至把“是否有利用价值”作为衡量某个人是否值得交往的标准。然而西方社会的交往不同。他们交朋友重友情，但是更讲原则，他们人格高度独立，请客吃饭是AA制，基本上没有利用他人或者占便宜的功利想法。新移民习惯于用移民来的时间长短来给界定移民资格，利用乡党文化寻找类似在国内的同乡、同学、同事之类的社会关系，很少与当地主流社会打交道。总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很难进入主流社会的交际圈。新移民群体普遍有身份感模煳或者失去身份感的失落心态。
八、法制公序差异
西方是法制社会，中国是人情社会。在西方社会，法律和国家机器的权威绝对是不容许被挑衅和亵渎的。如果你想搞特权，以身试法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不像在中国大陆，交通违章、建筑违章、强制拆迁等，只要有权有钱就可以超越法律，享受法外特权。西方社会遇到民事或者其他法律纠纷，找熟人关系没有用，闹不好还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狱。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媒体上曾经报道过一个华人移民因为违章建筑和政府打官司的案例。华人家庭是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在国内养成了认死理的习惯，违章所建的面积不大，拆除也没有多少损失，可是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坚持不拆除，结果官司打了6年还是败诉，诉讼费和律师费花去几十万，付出的代价几乎可以买一套新房子。何苦呢？个别新移民会把过去的处事习惯带到西方社会，但是找关系“摆平”法律在西方社会根本行不通。
九、为自己而活和攀比心理的差异
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大多喜欢攀比，这些习惯都是从国内带来的。他们只有在与他人的攀比中才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找到人生成功的那么一种感觉，才可以看出自己的社会地位比自己的同类优越。华人喜欢攀比物质条件的优越，比如炫富、比房子大、比汽车豪华、比儿女上名校和学习成绩排名靠前，如果攀比中发现自己具有优势，就会沾沾自喜，认为很成功、和幸福；如果攀比中自己步入他人，就会感到很失败、很失落。可是，西方人没有攀比获得优越感的习惯。他们更注重心灵的自由、个性的张扬、对异性的吸引力和个人体验的幸福，不需要他人评判自己的幸福，与华人格格不入。所以多数华人喜欢在自己的同族圈子里混，一方面避免文化心理上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可以像在国内一样，通过攀比获得一点可怜的心理满足和成功感，嘴上说融入，心理上依然排斥西方文化。
十、子女教育的环境与理念差异
很多新移民是为了孩子的成长环境和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决定移民的。中西方教育差异很大。中国教育重视书本知识和分数，明显优势，考试容易得高分，可是谋生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明显不足。西方教育尊重人格、个性心态、创新思维、情商和生存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一些中国移民家长还是习惯于看孩子分数、名次，并且鼓励孩子报很大才艺班，实在没有太大必要，应该顺应孩子的天性和兴趣发展较好。新移民的后代身上有利于形成一种“合金文化”，这是一种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精英文化。笔者预言，在未来30年中，生存在海外的3000多万华人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在政界、商界、文化界等社会各界将涌现一大批精英人才，遍布世界的中华儿女将像犹太人一样，成为世界上诞生精英人物和杰出人才最多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