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宝库中，文房用具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文人从用砚到赏砚，再到藏砚，使砚逐渐成为其寄托情思以及高尚情怀的载体。砚因其质坚，被文人赋予了“传万世而不朽，留千古而永存”的品质，从而位居文房四宝之首。
张得一铭刻作品
昔日，文人墨客日日与砚相伴，因而有“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一生最相亲傍”之说。一代文豪苏东坡，嗜砚成癖，被砚林传为佳话，“东坡玩砚”更成为绘画创作的传统题材。而另一个爱砚成痴者则是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在清代文人余怀所著的《砚林》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趣闻：“宋徽宗命米元章书大屏风，顾左右取笔砚，徽宗指御案端砚，使就用之。书毕，即捧砚跪请曰：‘此砚经臣濡染，不堪复上御。’徽宗大笑，因以赐，元章拜谢，抱砚而趋，墨汁沾渍袍袖。”读到此处，米芾不顾墨汁染袍，抱砚而跑的痴颠形象仿佛就在眼前，足可见其对歙砚的钟情。而砚台也因文人大军的钟情，出现了荷花砚、兰亭砚、琴式砚等高雅的题材和形制，并逐渐发展成为集绘画、书法、诗词、金石等艺术于一身的文化瑰宝。
从“研”到“砚”
唐朝司空图诗云：“夕阳照个新红叶，似要题诗落砚台。”砚又称砚台，是汉族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相传“皇帝得玉一钮，制成墨海”，是制砚的开始。历史上，砚也有很多别称，如即墨侯、万石君、石友、砚田等，皆是文人对其的昵称。我们现在熟知的砚，一般由砚堂、砚冈、砚池、砚唇、砚额等部分组成，砚的这种特殊格局，不仅是实用主义的产物，更是砚文化发展成熟的具体表现。但在砚诞生之初，却有另一番样貌。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墓出土有战国至秦代时期的石研、研石和呈圆柱状的墨块，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最早的书写砚，不过，此时的石研如果被称为“砚”还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天然墨还是人造墨块都需要使用研石将其在石研中研磨成粉，再加水调和使用，这种形式在最早的文献记载中称为“研”。直到两汉时期，发明了人工制墨，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故不需再借助磨杵或研石研天然或半天然的墨，从而将“研”正确命名为“砚”。但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研”到“砚”的转变，并不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而是经过较长的时间过渡，这一时期中，石研、研石与砚都有人使用，人们对其命名和称谓也没有完全改变。这无论在考古材料还是文献材料中均有所体现。而石研与研石的组合形制，在东汉时期仍然较为普及。直至魏晋，研之实物才已基本为砚所取代。此时的砚虽没有砚池、砚堂之分，但已具备砚之初形。
汉代石板研
汉代，砚质地以石为主，此外还出现了陶砚、瓦当砚、漆砚、铜砚等。砚的造型上已初步显示了美化的趋势，纹饰也多受同期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因制瓷业渐兴发展，出现了瓷砚，砚台的纹饰也逐渐丰富了起来；隋唐时期，因科举制度的诞生和完善，天下文人对砚台的需求量大大增多，为了适应供小于求的砚台市场，很多地区就地取材，使得石质砚材有突出的发展，红丝砚、端砚、歙砚、洮砚等优质砚材纷纷问世，并历经千年而不衰，至今仍有巨大的生命力。而此时的制砚工艺也有长足的进步，砚的造型由单纯的圆形三足式，发展出了圈足、多足、辟雍以及极具时代特征的箕形砚等；宋代，士人更重石砚，尤其对端砚、歙砚爱之。宋代书法家蔡襄及诗人梅圣俞等都写过《咏龙尾砚诗》。达官贵人、文人学土尤讲求端、歙、洮等石，当时石砚的主要式样多为“抄手砚”，将砚背部分挖空，便于挪移，既轻且稳，从砚的外观造型到墨堂的处理，以至砚背抄手的掏挖，制作讲究，线条处理流畅，造型大方稳重，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工艺水平及艺术风格。明清时代是砚成为一种工艺美术品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个时期，砚台从制砚工艺上讲，品种增多，有些不适于研磨的材料，如翡翠、象牙、料器也选做砚材，这纯属工艺美术上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受金石学影响，此时的砚台之上多刻有铭文，承载着重要的人文信息。
四大名砚 端为首
中国有“文人爱砚，武士爱剑”之说，文人爱砚亦有偏好，在诸多砚材中，“四大名砚”是墨客赏砚、藏砚、玩砚的结晶。它们分别是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洮州的洮河砚，以及山西绛县的澄泥砚。其中，端、歙、洮三种砚石皆开采自唐，澄泥砚的制作更是始于隋、唐之交。
端砚产于广东肇庆东郊的端溪，材料取于广东肇庆高要县东南端溪之烂河山。端砚石质细腻、幼嫩、滋润，古人称之为“有若小儿肌肤”，而且色泽丰富，有韧性，适宜雕琢，用其制出的砚，石品花纹丰富，发墨不损毫、叩之无声，磨墨亦无声。优质端砚，抗吸水性和抗透水性能力强，故又具备了“贮水不耗”、“呵气即泽”的特点，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用手按其砚心，砚心湛蓝墨绿，水汽久久不干，所以晚唐之后端砚就被列为佳品。如唐代刘禹锡《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文中所说：“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因知正草玄。”恰到好处地赞美了端砚“人间重”的艺术价值、实用价值及其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不同的端石坑因温度、水质、成长年份的不同，所产出的砚石石质也是有区别的。产端石的地带有很多，例如端溪东侧斧柯山西麓一带，有老坑、坑仔、麻子坑、冚罗蕉、朝天岩等；羚羊峡北岸，与老坑一江之隔，有白线岩等；以及北岭山一带的宋坑、梅花坑，小湘峡一带的绿端，斧柯山东麓、沙浦镇一带的沙浦诸坑（又称“斧柯东”）等。在如此众多坑口中，由以老坑、坑仔岩、麻子坑这三大名坑最为名贵，而最著名的当属老坑。
老坑一般地势较低，常为西江水淹，开采出来的砚石称之为水岩，是端砚中石质最好、影响最大、价值最高的砚坑，所产砚石石纹细腻而幼滑、娇嫩、致密而坚实，石品花纹多金线、银线；而坑仔岩（又称康子岩、岩仔坑），与老坑相近，石质也相类，但因为是山石，远不如水岩润泽，略带刚性，故仅次于老坑；麻子坑有水坑和旱坑之别，所产砚石颜色偏青紫色略带蓝色，色彩斑斓，质地高洁，优质的麻子坑石可与老坑石媲美。
宋 古鸾歙砚
歙砚因产于古歙州，即今之江西婺源龙尾山而得名，亦称“龙尾砚”，具有质地坚润不吸水，发墨如油不损毫，用后余墨涤之即净等特点，古代多作为贡品。歙石常见石品有罗纹、眉纹、金星、金晕、鱼子等几大类，其中金星、金晕历来被认为是歙石中的上品。按金色斑点的大小及分布状况又有雨点金星、鱼子金星、金钱金星之分。
洮河砚
洮砚产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卓尼、岷县等县洮河沿岸，亦称洮河砚。其料取于甘肃卓尼（唐属洮州）一带洮河深水处，有“鸭头绿”、“鹦鹉绿”、“柳叶青”、“鸊鹈血”等石品，若砚石带有黄标、白玉色油脂状膘者更为名贵。洮砚石质细润坚实，古代诗词中就有“洮河之石利剑矛，磨刀日解十二牛”、“旧闻鹦鹉曾化石，不数鸊鹈能莹刀”之赞。另外，洮砚湿润，所以呵气成珠，籍以墨即可书写，如将磨好的墨贮于砚中，经月不涸不腐。
澄泥砚，是四大名砚中唯一非石质而是泥制，与端、歙、洮砚齐名，史称“三石一陶”。澄泥砚最早产于山西绛州，孕于汉，兴于唐，盛于宋，明代达到炉火纯青。自中唐起，历代皆为贡品。澄泥砚用特种胶泥加工烧制而成，因烧制过程及时间不同，呈现不同颜色，或一砚多色。澄泥砚中以鳝鱼黄为最上，其次是绿豆砂和蟹壳青。因澄泥砚的可塑性，故尤其讲究雕工技术，有浮雕、半起胎、立体、过通等方式。砚体形有圆、椭圆、半圆、正方、长方、随意形等。雕式有号、耳瓶、二龟坐浪、海兽哮月、八怪斗水、仿古石渠阁瓦等立体砚，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是供案头观赏的艺术珍品。
龙池洮河绿石砚
正如歙砚因后唐李煜称其为“天下冠”而扬名天下一般，“四大名砚”从不缺乏天下英主、文人的青睐。据唐询《砚录》记载，一方上佳的端砚售价数万钱。宋代名臣李纲《端石砚》诗中有云：“端溪出砚材，最贵下岩石，得此谕可忘，一生着几屐。”苏东坡在《孔毅夫龙尾砚铭》中盛赞歙砚道：“涩不留笔，滑不拒笔”。赵希鹄称洮砚为“无价之宝”。但在“四大名砚”中，端砚还是因“天生丽质难自弃”最为世人所喜爱，位居歙砚、洮砚、澄泥砚之上，有“群砚之首”、“天下第一砚”的美誉。而历史上唯一能与之并肩的只有歙砚而已。在谈到端砚与歙砚优劣时，古人有“端石如风流学士，竞体润朗；歙石如寒山道士，聪俊清癯”之说。
此外，从制砚的选料、造型、纹饰，到铭文、包装等，乃至围绕砚台产生的衍生品,如砚拓、诗跋、配盒等等，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雕刻（塑）、纹饰、诗文、书画、金石、装帧等艺术门类的多种创作活动。而收藏过程中的品砚、赏砚，更是清新高雅的艺术活动和修身养性的生命运动，古代皇帝和近臣纷纷热衷于此也就不难解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