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习近平不久前的两次内部讲话被曝光，一是谈及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 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二是谈坚持马列毛邓江胡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人应有共产主义理想。两度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参赞的加拿大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在该国《环球邮报》上撰文《中国共产党回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西方看来很过时的对斯大林主义的召唤，表明了在面对底层公民依靠社交媒体争取民主的挑战时，中国新领导人“严阵以待”的战略。
伯顿设想如果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与国内及国际现实更加合拍，中西方的关系就可能因双方巨大的共同利益出现新的趋向。对加拿大来说，中国走向宪政，具有稳定的民主政体，政策的开放及透明都将减缓加拿大人对来自中国投资的担忧，增强加拿大对中国市场投资的信心，以及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糟糕的人权形象。
顺应国内及国际趋势，就意味着习近平会响应温家宝在去年三月人大会议闭幕时对政改的呼吁，启动政改进程。但如果中国真的实行宪政，提高透明度，那么官员无处不在的腐败将会被曝光，很多人会被绳之以法。伯顿指很不幸的是，这正是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所在，他的设想不会成为现实。
共产党不想让其党文化中的贪污贿赂谋财害命之类的事情过多曝光，也不想让人们聚焦于对生意场上独立竞争者的任意逮捕及人权活动人士的被失踪与迫害，更不想有人提及它对西藏和新疆的暴力镇压，尽管这种残酷镇压几乎引起了国际法庭的介入。
习近平把共产党的蜕化腐败归咎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要求各级官员回归马列主义价值观，以免步共产党垮台的前苏联的后尘。在中国新领导人决定严阵以待对付底层公民的挑战后，中国政府像魔法师的跟班一样在微博上左右开弓删除敏感词，网络警察一个个地严加看管服务器，极力阻止人们自由地访问网站。
伯顿认为习近平和新领导层正试图以加强网络控制、钳制自由表达、压制异议人士和增加国家对经济社会一切领域的控制来强化共产党的列宁化趋向，但他们无法控制不断增长的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公民数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中国的政治现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社会价值取向。
伯顿指中国共产党近乎绝望地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北京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发展项目》投入了十亿元人民币，生产出了“三个自信”，也就是“全党必须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高成本产出的可怜、脆弱的成果当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自信，但这已是党豢养的当今知识分子竭尽所能的最好结果，这对于共产党未来的十年来说并不是好兆头。
伯顿认为习近平和前苏联的勃烈日涅夫一样，是末世共产体制的领导者，列宁主义不仅缺乏新意，还令人窒息，他们在世界上已经被抛弃了20多年。加拿大对习近平的这一走向无能为力，只希望中国不要深陷政治及经济危机。伯顿遗憾地发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新不如旧，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是一位脆弱无能的领导者，他领导着一个日渐没落的制度，这个制度没有未来。
（原题目：加拿大前驻华参赞：习近平以斯大林主义应对公民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