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两会”释放的信息来看，无论是备受瞩目的“大部制”改革还是对经济增长新动力的热议，均离不开经济战略转型这个核心命题。
显然，本轮“大部制”改革的标志意义，不在于政府机构的减并，而在于能否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达到既要简政放权，更要厘清政府、市场与法治的关系，通过配套改革确保政府在市场中的行为边界不越位，以构建服务型政府。
无疑，要约束政府干预市场的冲动，唯有加大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换句话说，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经济转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有效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性选择结果。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以政府为代表的市场主体首先需要思考并应对的是：如何在纠正资源错配的同时通过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而非放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还需审慎看待，以防止变相“投资依赖症”的发酵。
城镇化固然能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进而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而这一切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投资的带动作用。在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眼中，城镇化进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基于投资乘数效应的GDP增长。
其实，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经验已告诉世人：城镇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尊重自然与人居环境，理应是政府施政的着力点之一。何况这些年来我们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为了推行城镇化而强行圈地进而破坏既有生活环境的逆人居与生态行为，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城镇化尽管可以助推经济增长，但也有其内生的机理，不能一味强推。
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来看，也许，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8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中国既要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更要摆脱既有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尽快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使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理该是人力资本增值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近年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处于不断减速态势，户籍人口老龄化严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内地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发展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致使全要素生产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
尽管从人力资源供给的角度来看，最乐观的估计是未来15年，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仍会每年向工业部门转移600万至700万的产业工人，但真实世界未必会兑现这种静态假定。
因此，中国一方面应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优化人力资源在各行业间的配置；另一方面，亟须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现状与市场的期望显然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固定资本投资率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但在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性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方面，却出现下降态势，说明投资效率呈现边际递减；另一方面，作为考核企业经济活动重要指标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也不容乐观。
不仅低于拉美国家，也不如印度。即便在上海，其全员劳动生产率已从1990年的9940元/人提高到2008年的139605元/人，但纽约在2002年就有116001美元/人，东京早在2000年就达到了146526美元/人。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偏低，表明中国企业职工创造价值的能力不高。
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还患上了对外来直接投资（FDI）以及出口的依赖症。过高的经济外向度造成了国外需求的波动直接影响中国工业和经济增长的相应波动。对外资的依赖还使整个工业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业空洞化局面，削弱了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
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无法回避的要素依赖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较低增值水平。在转型的关键期，尽快改变对投资的惯性依赖是政府和企业亟须求解的命题。而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尽快改变社会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脱节现象，保持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持续供给，则是适应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举。
因此，从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出发，保持适当的投资规模是必需的，但根本着力点应是建立健全资本组织与动员体系，保持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持续供给，以及建立相对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
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应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红利，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而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