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在谋杀议员事败后，唆使教众集体自杀，现场惨不忍睹。（网络图片）
核心提示：有意思的是“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他信仰的根本不是什么宗教，他自称是个唯物论者、是个无神论者，他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并自称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琼斯读过《资本论》，他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教旨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1977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他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在传教过程中，声称自己是列宁的转世。琼斯从不否认自己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声言他传教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
根据邪教的要素和特征，法国将邪教定义为：“邪教是一个极权制性质的社团，申明或者不申明具有宗教目的，其行为均表现侵犯人权和危害社会平衡。”(引《“维维安报告”出台 法国继续加大打击邪教力度》，2000年2月17日文汇报)。199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曾将“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大卫教”教主考雷甚三大邪教教主并列。为了加强人们对邪教的认识，提高对邪教的识别能力，现不妨在这里首先介绍一下“人民圣殿教”：
恐怖乌托邦——人民圣殿教
有意思的是“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他信仰的根本不是什么宗教，他自称是个唯物论者、是个无神论者，他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并自称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琼斯读过《资本论》，他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教旨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1977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他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在传教过程中，声称自己是列宁的转世。琼斯从不否认自己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声言他传教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
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出身低微。1931年出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附近一个小镇林恩。父亲詹姆斯•琼斯是个铁路工人，曾是当地三K党骨干分子。父亲因身体不好很早去世，留下母亲莉娜塔带着他艰苦度日。母子俩生活在一间只有薄薄一层锡制顶棚的小屋里，母亲经常一清早就要赶20英里外的工厂打短工，工作时有时无，孩子只好托付邻居照管。贫穷加没文化常常使农村妇女笃信宗教。吉姆•琼斯的母亲就坚信灵魂转世，常给儿子讲述自己“前世”的故事。琼斯与他母亲感情深厚，常以父亲的三K党背景为耻，称父亲是“卑鄙的种族主义乡巴佬”。
琼斯于1953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创立人民圣殿。初时只是一个以主张平等、消灭阶级差别、维护穷人利益、反对宗族歧视、倡导博爱为宗旨的独立宗教团体，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变质。1978年11月18日，琼斯在枪杀了因为接到投诉而前来调查事实的美国议员之后，命令900多公社成员集体去“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而献身(自杀)，有拒绝自杀者均被他下令实施枪杀或刺杀而死。这件惨案震动了科学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全美社会。
琼斯的太太玛瑟琳（Marceline Jones）在197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琼斯18岁时的偶像就是毛泽东，琼斯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社会。1977年11月22日的《芝加哥论坛报》报导，一位曾跟随琼斯的前教徒万达•约翰逊（Wanda Johnson）夫人说，“琼斯在很多场合都说他是列宁转世。他说这一次他将在美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州”。
洛杉矶时报（1978.12.10）报导，记者提问“在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琼斯认为哪个更优先”时，自杀惨案的幸存者之一斯里巫（Silver）说，Jim was a socialist first and an atheist second （琼斯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然后是一个无神论者）。
琼斯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使他强烈的反对美国的所谓的“压迫制度”，立志要建立一个“正义之国”。他的观点吸引了一些生活在底层的黑人和少数涉世不深比较孤僻的白人妇女，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对核战争恐惧异常。1977年，琼斯带领近千名成员移至南美的圭亚那，他向成员许诺在那里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于是，在圭亚那的一处丛林他们建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公社（agriculture commune），取名琼斯敦镇。
在与世隔绝的琼斯敦，教徒们过着清贫的生活。住宿分成孩子们的房子、单身男人的房子、单身女人的房子、结了婚的人的房子。上下铺，家具简单粗糙。每对夫妇之间仅简单地隔一块不大的薄布。一日三餐很少有荤菜。
教徒们还必须给琼斯写一些“感谢信”、“效忠信”、“悔过书”等等。71岁的路瑟•凯顿写道：“谢谢你为我们这个美丽的社会主义大家园的所有人提供的这些美好的机会……我们将敬爱你，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父亲。……我绝不背叛您和您创造的事业。我只会为这个事业而献身……”
然而，在这个独立王国中，琼斯却享有至高无尚的不受约束的权力。他独占了三间卧室，冰箱、彩电、小轿车样样不少。伙食是“特供”的。他有权自由地选择女性做爱，而别人要想相互建立性关系，不经他的批准是绝对不行的。更有甚者，他还要求女信徒们开会，交流与他做爱的体会。会上女信徒们不得不说：“我曾与吉姆•琼斯做爱……，姐妹们，请相信我，这是我所经历的最棒的体验。”
在这个叫“琼斯镇”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第一是“人民公社”，公社成员的护照和财产被没收，几十个警卫白天晚上都在公社周围巡逻，人们与外界完全隔绝，没有联系。
第二是“高音喇叭”，琼斯还特别采用了中国毛式共产主义最常用的高音喇叭技术，天天给公社成员洗脑。把公社外面的世界描绘得很可怕（很像中国那时宣称台湾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样），宣称来自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敌对势力正热衷于破坏这一场社会主义试验，从而让人们感到根本就不能离开公社。琼斯还在喇叭里威胁“背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死亡”（there is only one punishment for treason：death）。
第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公社成员白天工作12小时，晚上围着篝火进行互相批判。《洛杉矶时报》（1978.12.10）还提到，一位叫金•布朗（Jean Brown）的幸存者说，“圣殿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即白天劳动，晚上围着篝火进行互相批判和揭发，一种被毛泽东提倡的技术来来给人洗脑，增强纪律的自觉性。”谁要是没有完成任务，或者对公社的成功表示出了怀疑，就要受到惩罚。或者被剃头，被戴黄帽子游街，用车轮战、疲劳战给异议人士洗脑，甚至几天不许说话。殴打、虐待和处死时有发生。这些行为同中国的文革如出一辙。
为了控制信徒，琼斯大呼世界末日来临。鼓励社员们相互监督、告密，还成立了所谓“革命保卫委员会”，结果把对“外面敌人”的警惕，变成了人们彼此间的警惕。
在圭亚那，他还多次组织过“集体自杀演习”。琼斯告诉他的社员，搞自身演习的目的是为了考验公社成员的忠诚。琼斯让人们喝了（假）毒药以后，让他们一个一个的站起来，回答“为社会主义而死是自豪而荣幸的”。一名公社成员在给美国政府的调查证词中说，琼斯在自杀演习时告诉他们“集体自杀是唯一的出路，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
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瑞安（Leo Ryan）他原是支持琼斯的，当他接到琼斯镇农村公社社员的匿名信，指控教主琼斯对他们“施加种种强制他们放弃财产，强迫他们参加稀奇古怪的性仪式……”的投诉后，才感到问题严重。但瑞安仍以一种怀疑的心态，于1978年11月14日，带领一些新闻记者和部份公社成员的亲属来到琼斯镇，打算作一次非正式的调查。
到达农村公社，琼斯敦为瑞安议员一行举办了欢迎会，表演文艺节目。调查中，被调查对象都发表了对公社的赞美之词。第二天，记者强行闯入一间老年妇女宿舍，引起争执。在争执中，记者们看到了一个患偏执妄想症的琼斯。这时有人来报告，又有一些人要求离开公社时，琼斯沮丧地说：“让他们走，让他们都走。走的越多负担越轻……每个人都有走的自由……”议员瑞安还安慰琼斯道：“这么大个公社，走20来人，没什么。”
四天后，议员一行被要求回凯图马港过夜。然而，就在汽车临行前，有人偷偷塞了字条，请求议员带他们回美国。临行时，突然有位琼斯的年轻助手用刀逼住议员，被律师等人拉开。瑞安一行急忙带上那十几个敢于要求离开的人，乘车奔往凯图马港。在他们等待和登机的时候，琼斯敦开来一台拖拉机冲上飞机跑道，车上的六名枪手向议员和判逃者猛烈开火，而在要求离开的人当中竟然还有一个是奸细。瑞安和三位最出色的记者及一名叛教者等5人当场死亡，另有12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美国驻圭亚那使馆官员。
当琼斯得知，瑞安等人虽被打死，但仍有多人逃脱可能报告当局时，自知罪责难逃，于是开始着手他的为革命献身的计划，胁迫914名追随者，其中包括276名儿童与他一起为“社会主义的荣耀”自杀。
《洛杉矶时报》（1978.11.26）的一篇由查理斯•伽瑞（Charles Garry，“人民圣殿教”的律师）写的文章中提到，死亡前的人们嘴里喃喃自语，“让我们为革命而死。用我们的死去曝光这个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的社会。”并很豪迈地高呼：“在这种伟大的革命牺牲中而死是多么美好啊！”为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现场惨不忍睹。
恐怖乌托邦——人民圣殿的轰然倒塌，无疑是给美国的一些对社会主义尚抱有幻想的国会议员送上了一付清醒剂。
看完上面的故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认识邪教的基本知识：
什么是邪教？
简言之，邪教是一个极权制性质的社团，申明或者不申明具有宗教目的，其行为均表现侵犯人权和危害社会平衡。有的在宗教教义中就规定：必须以生命来维护教义、捍卫其组织或者它们的教主。这是邪教的最极端的表现。
“邪教”——构成四要素
尽管根据不同人士所持的不同价值观，会对邪教有不同的认定，但是从下面的案例不难看出，邪教不同于普通宗教的特点和构成“邪教”所必须具备的的基本要素。现在国际上公认的构成“邪教”的基本要素主要有四个：
一是行为控制。例如主要决定不能自主，必先取得批准；须要汇报思想，感受与行动予教长；存在行为责罚制度；团体思维高于个人；强硬的规条；须要依赖和服从，如不允许退出邪教组织等等。
二是信息控制。使用谎言，包括不发放消息，歪曲信息；做成教“内”和教“外”对垒的局面，由教主决定谁人可知什么，谁人不可知道什么；鼓励教徒互相举报；成立“伙伴”制度（buddy system）；以过犯作为控制手段，不随便宽恕等等。
三是思维控制。将教义定为“真理”——黑白分明的思维；善对恶的思维；教内对垒教外的思维；使用特殊语言代替正常的思想表达；只容许“好”及“正确”的想法；压制思考——只许“好”的思想，否定批判、理性想法以及建设性的批评；不能批评教主或教义；不容纳别的信仰等等。
四是情绪控制。使人的感受受控制；相信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错而永不是领导的错；过度夸大罪恶感；过度夸大恐惧——怕自主；怕“外”界；怕敌人；怕失去救赎；怕离开教派；怕遭否定等等。(引《邪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
邪教教主多有共同的特点：
一是他们多出身低寒，早年志向远大，却不得志。像希特勒、毛泽东一类野心勃勃、才智过人，甚至可说“雄才大略”却又久居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的“通径”。
二是都宣称世界末日将要来临，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暴发，将发生核战争，人类将毁灭。如毛泽东就多次声言：“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打核战争”；“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的谈话)。“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十九亿人，还有九亿多人，九亿人也好办事，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1958的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三是都自诩为“救世主”，只有教主我才能拯救人类，拯救世界。如有歌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派别疯狂屠杀群众。（图为：文革中一个屠杀场面）
四是教主永远正确，声称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错误永远是他人的，那怕由于瞎指挥，造成4千万人因饥饿而死，其错误也是他人的。
五是对教义和教主是不可以怀疑的，故对教徒们的洗脑是教主的最为重视的日常工作。教徒必须对教主表示效忠，教徒对教主如有不忠或怀疑，轻则关集中营和肉体惩罚，重则被处死。
六是普通宗教与邪教还有个重要分水岭是：所有的邪教的教义(道德与法律)，都是针对别人的，像斗私批修，性禁锢等，而对自己却穷奢极欲(如毛泽东在全国到处都有他的行宫，御用文工团等以供其享用)。相反，普通教，像基督教、佛教等，其教义是要求自己的；而对别人，则采取爱和慈悲的态度去包容。
还有许多，如都崇尚武力与暴力，视生命如草芥，都有偏执、多疑、好走极端等病态心理…… 不一一列举。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