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在苏俄历经“冰天雪地十三年”磨炼的蒋经国，携妻带子，辗转回到浙江溪口老家。一年后，应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之邀，赴南昌出任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新兵督练处长。1939年，日军进逼南昌，新兵督练处迁往江西赣州，蒋经国转任赣南行署专员。此后一直到1945年初，步入而立之年的蒋经国在此地大刀阔斧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兴办教育。6年时间，社会面貌大为改观，人称“赣南新政”。
初到赣州，蒋经国不期然发现，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赣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凸显，已成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是连接东南和西南的桥头堡。他说，“赣南是一个完完全全适合于抗战建国的据点……在我就任赣南之初，就下了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而完成此项使命。”
战时的赣南，烟赌娼盛行，土匪恶霸作乱，宗族间的械斗经年不息。蒋经国到任后，迅速出台“三禁一清”政策，禁烟、禁赌、禁娼，肃清土匪，全面出击。对于鸦片烟，国民政府原来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实则变相保护，“特种公卖处”即以省主席熊世辉为后台，公开贩卖烟土，蒋经国限定一年的靳戒期，从1940年7月1日起，所有查获烟犯，无论种、运、吸、售，一概处以极刑。有个富商的儿子因偷食烟毒被捕，家属买通警局，并表示捐赠一架飞机。熊式辉急电放人，蒋回覆道：“电到已枪决，无从挽回。”
为了抓赌，蒋经国亲自带队，化装成卖馄饨的小贩，捣毁了广东某中将军长开设的赌场。原本有恃无恐的地方豪强，一时间人人自危。他还要求：被抓赌徒必须在赣州公园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前罚跪3天。当时有一个警备司令的太太被抓，照样被罚跪，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轰动了整个赣州城。禁娼开始，查办了几家小规模的妓院，遭到老板们的软泡硬顶。蒋经国不为所动，下令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同时设立妇女工厂，安排妓女从良。赣州歪风邪气自此禁绝。
“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经过了974座桥，其中有714座是要修理的。有84条路是不能走人的。”走马上任，蒋经国脚穿草鞋，遍访赣南11县的每个角落。“除旧布新”的重点在于民生问题。1940年11月，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制定了《建设新赣南第一次三年计划》，蒋经国提出了要在3年内实现“五有”目标：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计划实施前的赣南，150万人口中有九成以上是农民，除了矿山开采之外，全区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蒋经国一方面吸引沿海内迁资本到赣南开办工厂，另一方面推动成立纺织、碾米、制糖等小型工厂。
1943年11月，美国记者艾特金森在《纽约时报》发表报导称，蒋经国的改革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此前，赣州只有3家工厂，农耕方法，赣南原本是粮食严重短缺的地方，现在的产量已足可供应10个月的消耗量，预计到1944年可完全自给自足。“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地推行。”艾特金森感叹道。在他眼里，赣州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最干净的城市。
蒋经国曾多次对部下说，历代王朝的倒台，究其原因，主要是吏冶不清明，官员腐败。为此，他重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而他最为欣赏乃至引为知己的，是上犹县县长王继春，王为官清正廉明，肯为老百姓做事。1942年底，王继春积劳成疾，住进省立医院。因一贫如冼，只能变卖家当治病。县政府汇去500元治疗费，他得知后即令勤务员汇回上犹。院方嫌他小气，不给他好药吃。1943年3月，王继春病逝。在王继春追悼会上，蒋经国声泪俱下，宣读了题为《哭王继春之死》的悼词。他认为，王继春不是因肺结核瘸死的，而是被腐败的社会吞噬的。他痛斥道：“这个医院是腐败的，是今天一个腐败社会的缩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把活人治死了……人与人之间没有感情，人把人当作货物，这到底是什么世界?这到底是什么天下?”
受个人成长经历的影响，蒋经国十分强调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公务员的体魄和心智。在1940年9月举办的干部讲习会中，蒋经国与学员同吃同住，每天4点起床早操。一天，他要求学员赤脚跑到新赣南农场，和农民进行体育比赛。蒋代表公务员第一个出场，和一个老表比赛摔跤，结果被老表摔倒在地。最后一天，学员们凌晨2：40分就吃完早饭，蒋经国带领大家在大风大雨中集合，跑上了赣县最高的崆峒山，举行结业典礼。蒋经国说：“我们这两星期的训练，最重要的是洗心的工作….应当每个人反省自己是否把心洗干净了，是否有了洁白的良心……赣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的就是我们新的政治作风。”
蒋经国主政赣南以来，外界评价甚高，有“战后政治看赣南”的说法，蒋介石也有耳闻，曾经拍发电报说：“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赞誉声中。蒋经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在《东望章贡合流》中，他检讨自己短处多于长处，故而造成了过失多于成就。他说，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却付出了使人民受苦的代价，因此。他一方面时时不安，同时也“因此而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来日”，力求在将来服务期间，减少错误，使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综观蒋经国一生，作为一地之行政长官，前有赣南，后有台湾。他所说的“思用之于来日”，今天看来，正是台湾。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经国传》作者陶涵认为，赣南经验为蒋日后主政台湾提供了诸多借鉴。
1972年，蒋经国就任台“行政院长”，“蒋经国时代”由此开启。1973年，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蒋力排众议，推行“十大建设”。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大型建设项目，为台湾经济的腾飞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蒋经国与时间赛跑，加速政治改革。台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脱离不开蒋经国赣南时期的执政实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蒋经国基本上是执行蒋介石的政治理念，1972年以后开始显露个人独特的执政理念。一方面，他启用了一些青年才俊和技术官僚，使政治风气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和赣南时期一样，他深入民间，走遍了台湾的县乡镇。在经济方面，台湾十大建设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而在1940年的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上，蒋经国就曾经提出要在赣南建立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异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在于我们是有计划的。”
蒋经国生前认识的民间友人，谈起这位对台湾发展影响深远的总统时，经常提起蒋经国深入基层，广听民意后，迅速形成政策的风格，如此的行动力值得政治人物借镜。黄斌璋谈到昔日与蒋经国相识的往事时，滔滔不绝，眼神中还露出往日风采，他最肯定的是蒋经国果断的效率。有一年，蒋经国希望了解农民的生活，当年担任大溪镇长的黄斌璋表示，“说实话，现在农民的生活跟一级贫户没有两样”。蒋经国纳闷地说，“为何会如此？”黄斌璋说，农家的生活很苦，稻米收购价格不高；有些农户生活比较好，那是农家子弟到外地工作，赚钱贴补家用，根本不是务农所得。蒋经国接着到附近几处农田和四合院与农民聊天，发现问题的确很大。1、2个星期过后，政府宣布调高稻米收购价格，黄斌璋说，“这就是行政效率！”黄斌璋还回想蒋经国对他说过的话，“镇长就是土地公，土地公就要带我去看最真实的民间生活”，也由于蒋经国的直率，让他有机会反映基层的声音。
桃园大溪黄日香第三代传人黄文彦说，当时的大溪镇长希望可以有一条桥供大型车辆通行，结果短短不到两个月，大溪对外的武岭大桥就有工程单位开始测量准备施工。蒋经国在南投的友人张赞盛过世20多年，但他的儿子张俊敏回忆说，中潭公路拓宽案核定前，蒋经国曾在到访张家时，询及张赞盛有关路线的问题，由于北山村原路段两端都是下坡，其中一边又是急转弯，附近的北山国中小学生上下学面临交通安全威胁，若能改走外环将可降低车祸发生。
没过多久，当时的交通部长林金生实地探勘，经评估认为张赞盛建议比原规划路线好，最后北山段敲定改走外环，后来证明这样的改变是有必要的。张俊敏说，蒋经国在基层探访民瘼、讨论问题时，倾听民众的意见，并很快成了决策的思考方向，值得当今为政者学习。他并感叹说，很多官员虽然学到他的亲民，但没有学到蒋经国的果断、效率。
蒋经国在屏东恒春的民间友人龚新通，直称这位平民总统“伊是正港的领导人！”(他是真正的领导人)。民国63年5月，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时到恒春视察，当时担任恒春镇长的龚新通蹲在地上画图，为蒋经国简报，诉说兴建后壁湖渔港的重要性，没想到蒋经国也蹲下聆听，并交代当时的省主席谢东闵“就用中美基金去做”。这就是经国先生厉害的地方，他做决策永远都很快，而且在行动中做决策。——龚新通对蒋经国敏锐与马上解决的果断力印象深刻。
蒋经国曾以步行方式，从乡公所一路走到菜市场，并与沿路民众打招呼致意；甚至穿着汗衫拜访渔民，那时，后壁湖渔港有22间渔民草房，蒋经国交代要盖渔民的国民住宅，好让渔民在渔船回航后有好的房子可以住。“一斗米多少钱？”则是蒋经国到菜市场巡视过程中所考问的问题，蒋经国认为，“担任地方首长，要了解百姓的动态”，龚新通从此以后都特别留意民生物资价格。与蒋经国互动过程中，龚新通担任公职一点都不敢懈怠和马虎，“经国先生这么卖命的为百姓服务，我也要像他这么卖命，不能说把他的言行当座右铭，而是一种感召。”
蒋经国主政时期，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话，“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坏，因为台湾退出联合国，原来的友邦纷纷转向大陆，最后连台湾依赖最深的美国也投向北京，台湾的国际生存环境十分艰难。好，台湾当时还是一个低开发地区，有很多事情可做，做出任何一点成绩，都能得到民众的赞扬与支持。内部的强固，可以抵挡外部的冲击。于是，蒋经国开始了他在台湾的大事业。首应提到的，是“十大建设”，包括高速公路、国际机场、港口、铁路电气化、大钢厂、大造船厂、石化工业和核能电厂等等。有些项目，今天看来也许无甚了得，但在40年前都算先进事业，为台湾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推动“十大建设”的过程中，有些事可见蒋经国用人行事风格之一斑。譬如，他征召开纺织厂的企业家赵耀东筹办大钢厂，赵说，不是他不愿干，而是没法干，因为大钢厂虽属首创，但仍是“国营事业”，用人用钱都要受“国营事业管理法”的约制。他按照官定的待遇延揽不到第一流人才，他按照官定的标购程序也买不到第一等材料。蒋经国当机立断：大钢厂可特准不受现行法规约束。
赵耀东有位“把兄弟”是炼钢专家，赵登府请他出山相助，对方抵死不从。赵噗通一声双膝跪下，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对方也跟着跪下，算我对不起您，给您赔罪了。两位“半百老翁”相对而跪半小时，赵耀东赢得“最后胜利”。
赵耀东从此以厂为家，身先士卒，用人唯才，采购物料绝不接受关说、收取回扣。大钢厂成为台湾最赚钱和最有效率的公营事业。赵耀东后来担任过“经济部长”和“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退休后在养老院终老。蒋经国政府中有很多财经大员，如李国鼎和孙运璇等人，都担任过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或行政院长，对建设台湾贡献卓著，他们退休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手无股票，住在公家宿舍，靠政府一点顾问津贴过日子。
蒋经国的施政原则，政府帮助企业界赚钱，但官员不能和企业家“打成一片”，以维政治风气之清明。他不是只要求别人，而是自己也以身作则。当时有位立法委员，是他莫斯科大学同学，平时会在一起喝酒聊天。但此公应一银行之请，挂名担任董事长，蒋立即与他划清界限，不再往来，以免外界猜测他与金融界有何瓜葛。蒋经国深知金融业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长”徐立德接事时，蒋叮咛他，凡事都要想到百姓的生活。后来一家有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社出了问题，前后任“财政部长”徐立德和陆润康双双解职。在蒋经国主政下，“十大建设”加上“新竹科学园区”，使台湾工业在世界市场建立了地位，国际社会称许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台湾也进入“东亚四小龙”的行列。
蒋经国晚年对中国人真正的大贡献，是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从此打开了两岸隔绝数十年的通道，也才有往后的三通、海协和海基两会的对话、九二共识，以及和平发展的演进。台湾TVBS电视台曾做过一次广泛的民意调查，问大家谁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领导人，结果蒋介石得票9%，蒋经国得49%，李登辉12%，陈水扁8%。常被人误解有“省籍情结”的台湾本地民众，给李登辉的支持度不到蒋经国的四分之一，给陈水扁的只是蒋的零头。
治国如河中操舟，免不了有滩湍之险，就端赖舟子的娴熟技巧。舟子要有好技巧，首先要时时想到这条船。作为一名划船人，蒋经国似乎很在意这条船和船上的乘客——不管他是基于什么原因。也有人说，蒋经国不可能不想到自己未来的历史定位。够资格作此想的人不可忘记：历史对他的任何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王铁群在《炎黄春秋》撰文说，台湾从威权政体转变为宪政民主，固然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但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
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集党(此前已任国民党中央主席〉、政大权于一身的“政治强人”。蒋经国可以像一切专制者或威权者那样，握紧“枪、笔两杆子”，利用军警宪特镇压一切异见人士，固守“基业”，享尽特权。事实上，蒋经国在上任“总统”的最初几年仍实行威权政治，在继续振兴经济、厚植“国力”的同时，继续白色恐怖，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但是，蒋经国没有陶醉在台湾经济的腾飞和一呼百应的感觉之中。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代”的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代。1987年5月，副“总统”李登辉向应邀访台的美籍学者杨力宇提交了蒋经国“总统处理国家大政决策的基本原则”：一、一切作为向历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毁誉，而在于将来历史上的评价。二、因应现实情势所作成之决定，常不受他人之影响左右。三、企图建立制度，求国家之长治久安，不求一时之方便。正是这种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使蒋经国力行政治革新，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利器，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台湾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该宪法遵循主权在民的理念，明确了公民权利的保障，规定了五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权力制衡制度等。但因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长期“戒严”，使宪政受到很大束缚。蒋经国晚年多次强调要尊重宪法，依宪治国。197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实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1984年3月蒋经国连任“总统”后表示：“当秉承宪法及大会赋予之职责，为国效命，为民服务”。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他声明：切按宪法行事，不允许任何违宪行为。据《国民党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主持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联合典礼时，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蒋经国还强调，要保障宪法前提下的公民集会、结社、组党权利。1986年10月7日他对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说：“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执政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当时在现场传译的马英九回忆说，当他把蒋经国所说的“开放政党合法登记”等关键词翻译给访客时，他好像触电一样，产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
1986年3月底，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强调“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等。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毫无疑问，这些“新政”的实施，必会推动国民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不解、怀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蒋经国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明确作答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蒋经国努力顺应时势和民意这一点，对其属下影响至深。宋楚瑜回忆说“跟随经国先生14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晚年蒋经国的眼界已超越了个人、家族、党团利益，用其手中之权努力推动社会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正式成立，因当时“党禁”未开，民进党从程序上属于非法。一些国民党要员要求对民进党施以镇压，情治部门也向蒋经国提交了抓捕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抓”、“杀”，他忠告这些人：“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强调：“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他指出：“党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针、原则不能因客观情形的变化而改变，必须维持下去。蒋经国默认民进党成立，这是台湾政治转型的重大突破点，对此，一些人是难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再次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国民党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的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宪政更充实、更完美”。
蒋经国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招致种种反对和阻力。在蒋经国签署解除“戒严令”前后，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担心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国民党会否丢掉权杖？会否就此亡党？会否“天下”大乱？……“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淡定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还说过：“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在2000年大选时，国民党被多数台湾民众抛弃，成为在野党。国民党下台后，经过痛定思痛，割痈去疽，在2008年被台湾民众重新举上执政之位，验证了蒋经国的预言。
蒋经国不仅有上述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转型的措施，推动了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为了推动政治转型，蒋经国根据对“政治革新”的态度调整领导成员，提升开明派力量，这一措施减少了中常会内部对“政治革新”的阻力，为政治转型创造了决策层条件。要实现政治转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设立专职机构，加强民主研究，指导民主实践。蒋经国从中常委中选出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12人，组成“革新小组”，专门研究“政治革新”。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1949年5月台湾当局和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规定“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等。蒋经国指示“革新小组”：“戒严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戒严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前进”。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根据蒋经国提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解除戒严”决议。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蒋经国指出，“‘解严’将使台湾迈向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
解除“戒严”，是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实现台湾民主化的关键措施。恢复民众结社自由权力，准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据宋楚瑜回忆：“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人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蒋经国在接受联邦德国记者采访时，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问题。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在通过“解除戒严”决议的同时，通过开放“党禁”决议。正式解除“戒严”、“党禁”后不久，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通过截止到1991年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多达137个，未登记的党派和政治团体也为数不少。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在“戒严”期间，这些自由在台湾地区并没有完整履行。蒋经国主政后对媒体界较为宽容，《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党外政论性刊物都被允许出版。1988年元旦亦即蒋经国过世前13天，在蒋经国的指示下，正式解除“报禁”。从此，自由媒体不再被视为起哄闹事、“动摇国本”的“乱源”，台湾进入全新的资讯流通时代。到2007年9月，台湾拥有报纸2273家，广播电台178家，通讯社1260家。到2010年7月，杂志达7088家。1990年台湾允许私人开办有线和卫星电视企业，至2005年台湾已有63个有线电视系统。……
为适应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后的新形势，必须改进国民党的工作，把国民党转型为现代政党。蒋经国强调“党务革新”是“政治革新”的关键，而“党务革新”的重点，“最要紧的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在蒋经国努力“提高党的竞争能力”的要求下，国民党从思想、观念、组织、训练等各方面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进。国民党“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已脱胎换骨，成为新型政党。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由他开创的政治转型事业继续深人。1991年4月，台湾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5月，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1994年12月，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1996年3月，首次“总统”直选。
今天的台湾，民主竞选、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结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称为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