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的标语（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谭合成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于一九九七年。我和陈敏之先生应黄德志女士之邀，编辑了《顾准日记》一书，但出版受阻。当时担任《书屋》主编的周实，介绍我认识了运作过《中国左祸》一书的谭合成。谭合成拿到稿子，很快说通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为自己承担投资风险，迅速推出此书，知识界争相传阅，堪称一时盛举。
谭先生学工出身，并酷爱写作，他的报告文学在八十年代就名动三湘。当时，中共高层老人重掌国柄不久，在各级政权中剔除文革受益者的目的还未达到，余悸犹在，所以强调彻底否定文革。主流文学界看准了文革题材的轰动效应，所以也十分热心组织和投入这方面的创作。作为大型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谭先生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采访良机，以官方身份深入道县，全方位采访一九六七年发生的大规模杀人惨案。谭先生采访时，道县惨案善后工作尚未结束。这使他不但可以查阅全 部原始档案，而且可以采访大量当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包括在押的行凶者。以后二十多年间，他又几赴道县，补充调查，全方位、多层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本题为《血的神话》的大作，长达五十万言，不但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有各方面数据的详实统计和分析，有对大量个案的生动描述，如实地记录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可以说，为这起不能掩盖也不应遗忘的暴行，建立了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大屠杀
道县事件发生于文革期间。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道县全部十个区，三十七个公社，都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暴行，被杀四千一百九十三人，逼迫自杀三百二十六人，占全县总人口百分之一点一七。受道县影响，杀人风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区其余九县市，全地区被杀七千六百九十六人，被逼自杀一千三百九十七人，致伤致残二千一百四十六人。年纪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天。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长久不散。
读完这部大著，掩卷长思。我不能不思考，这种暴行到底起因何在？
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文革前期担任四十七军军长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黎原将军，当时曾和华国锋等人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杀人风的蔓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
但是，谭合成告诉我们，一九八四年，处理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就调查清楚“被杀的九千多人中，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也就是说，所谓敌情根本不存在。而杀人过程中也不是两派互相残杀，而是人武部支持的一派，屠杀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政治贱民。黎原写回忆录时早已不在湖南工作，凭借的还是一九六七年的印象。而谭合成的答案，则建立在反复调查和比较鉴别的基础之上。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野蛮征服曾经一再发生。杀戮男性，占有女性，是征服者的惯用方式。类似的血腥的屠杀，也曾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次上演。然而，一九六七年的道县事件，虽然在行为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主导性的理念不是对异族的征服，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大屠杀。
暴力土改四七年杀人二十五万
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后，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演变为治国之道。他把人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剥夺资本家、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其肉体。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在中国扶植的秘密政治团体，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实践，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也是早期中共党人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解和发挥。打土豪，分田地，伴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生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中共的革命内容。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国共合作，一度改行减租减息的温和政策。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从解放区到全国，再度开展土改运动。其间打死、逼死的地主富农难以数计，仅一九四七年几个月内，在北方的几个解放区就死了二十五万人。一九五零年代，胡志明在越南曾经试图和平土改，受到中共的批评。到了文革年代，暴力土改仍然是执政党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县杀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补课”。当时的杀人风，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继续和重演。不同点仅仅在于决策者不是中共中央和高级干部，而是出自县、区、乡、村几级基层政权。掌握县级领导权的是人武部，实施者是人武部、红联和区、社、大队三级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当时介入杀人的国家干部有四百二十六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六，农村基层干部有四千六百六十五人，占全县基层干部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五。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参与或支持过杀人的地方干部， 被追究刑事责任数年以后，又重新入党，官复原职，有的还得到提拔和重用。他们本来就是执政党的自己人。
暴行骇人听闻至今未得到清算
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也非道县在文革中首创。毛泽东称赞“好得很”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就掌握过生杀大权。一九四七年，领导解放区土改的刘少奇曾经主张，组织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农会各派法官，土改期间每村都搞一个，给他们杀人权。一九五一年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也曾经指示把死刑的批准权从省下放到专区。并提出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可超过千分之一点五。那场运动实际杀人为七十一点二万人，占当时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最高领导人预先确定杀人的百分比，已经埋下了大规模错杀无辜的隐患。当今世界，许多文明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其他文明国家执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国大陆近年将死刑的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这是靠近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步。谭著告诉我们：如果基层官员握有生杀大权，且无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后果是多么可怕！
道县惨案，放在人权意识有所觉醒的今天，可谓骇人听闻。但对于这种暴行的反思和检讨，在中国大陆仍然困难重重。历史的伤疤仍然被权力有意地粉饰。在全球范围内，希特勒等种族主义狂人的大屠杀受到了文明人类的一致谴责，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阶级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只在部分欧洲国家得到反思和清理。最近，对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的审判刚刚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杀害无辜的政治运动，上自建国初的土改、镇反，下至一九七七年对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等一批政治犯判处死刑，许多历史上的暴行尚未得到清理。谭合成先生正是清理历史的先行者之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遮蔽国耻，四维不张。中国应当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承担起清理历史的使命。让中华民族的复兴，真正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石之上。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者为北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