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演化为特权的风险；
有特权的地方，就埋下了腐败的隐患。
许多人指责特权，纷纷义正辞严；一旦行使特权，往往沾沾自喜。
我们痛恨特权呼吁改革；有时却自觉不自觉地为特权抬轿子。
生活中处处可见特权的影子；特权的正身如何界定？
——特权就处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地位上。但它绝不是法制社会的应有之义。
不一样的特权生活
被“忽悠”的特殊病患
这是林谷整个上午第四次从同一间病房出来。巡房护士有点诧异地问道：“病情很严重吗？一上午查这么多次房。”他挥挥手，脸上微露疲倦：“不太严重，不过当官的生病，官太太比病人还难伺候。”
林谷是四川华西医院某科室的副主任医师，最近他接下一个通过“打招呼”进来的病人——据说是个正厅级领导。科室主任发了话，点名让林谷主治，“一定要照顾好”。
“病人本身倒是挺配合，不过他太太总是过度紧张，半天就跑了几趟，不是说她丈夫头晕就是说精神不好，我说了是正常的，她也一定要我亲自去看。”
林谷有些为难，正常程序是，只要没大问题，半天查一次房就可以了。其他时间，还要分析病人病历、与其他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或是探视病情特别严重的病人。原本就已经分不开身的林谷，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官太太”的各种要求。
不过对于这类“特殊病人”所造成的不便，林谷已经习以为常，包括通过关系加号或者插队住院的。林谷说，医生们通常的处理办法是，在不得罪“特殊病患”的同时，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尽自己的能力去照顾好普通病人。
然而在众多医院普遍存在就医难的现实情况下，普通病人对这些现象仍然颇多指责。
在某医院的病房区走廊上，一名脑瘤病人对记者说，当初检查出肿瘤后，医生告诉他，需要尽早做手术，然而住院部却称“暂时没有床位”，让他等。直至半个月后，医院才终于给了他一个过道上的床位。
他无奈地摇摇头，“据我这几天观察，有病人比我后进来，却能住进病房，而且病情比我轻得多了。就是这些有关系的病人，挤掉了我们的床位。”
对于病人的不满，医生们也有无奈之处。在谈话中，林谷曾多次提到“时间成本”这个词，“有关系的病人节约了时间成本，普通病人就要为此浪费他们的时间成本，而我其实也为此牺牲掉了自己的时间成本。”
特殊病患看似占尽优势，但现实情况往往很讽刺。一名已工作8年的临床医生告诉记者：“那些自以为有特殊权利，享受了比一般病人更优厚医疗资源的人，并不一定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他讲述了一件医院同事写在微博上的“趣事”。某领导夫人，患上一种慢性病住进了医院，病情并不危急，但因为领导地位颇高，院方为表重视，便组织专家会诊。会诊过程中，意见分歧成两派，一派坚持应该药物治疗，一派坚持应该手术治疗。而关键在于，坚持药物治疗的都是外科医生，坚持手术治疗的都是内科医生。
“听懂了么？”他耐人寻味地笑了笑，记者这才反应过来——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都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拼命地推给对方。
在这件事上，林谷也持相同的看法：“所谓的会诊，往往是走走过场，出个报告，让领导满意也就行了。”而且对于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大家都不太愿意接，身份太贵重的病患，谁都怕担责任。实在推不掉接了，也只敢按照书本上的保守方法治疗。
但是，对大多数普通病患来说，正是这些特殊病患的存在，剥夺了他们平等就医的权利，甚至会因此对医生的治疗抱有怀疑。采访中，一个病患对记者抱怨道：“隔壁病房的一个病人，每天好多医生来看她，我听说还为她组织了会诊，来头肯定不小。像我们这种老百姓，哪有这么好的待遇。”
“病人们不理解很正常，我们医生也不可能去点破。”林谷说。不仅如此，那些有来头的病患大多喜欢条件较好的特需或高干病房，殊不知，“最优秀的临床医生，往往都在普通病房。因为普通病房医生临床经验最为丰富。”林谷扬了扬眉道。
“曾经有一位厅级以上的退休领导，是个老太太，通过急诊被送来普通病房的重症监护室，她丈夫（也是退休高干）嫌这边条件不好，非要转去高干病房。但因为她的病情太危急，仍在重症室待了几天，等病情稳定后才给转了过去。结果没过几天，她又病危，再次被转过来，抢救了两天才转危为安。这一回，她和老伴都死活不愿意再去高干病房了。”林谷说，类似这样啼笑皆非的事儿挺多的。
拼爹得来的研究生
2009年4月13号上午，何雨准时到武汉某高校参加研究生面试。候考的学生稀稀疏疏，只有十几号人，这让何雨觉得不太正常。英语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表情很夸张地用英语问了一句：“你父亲是××吗？”何雨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算什么题目？最后，他在稀里糊涂地答了句“Yes”之后，被告知面试已经结束。
潦草的面试让何雨摸不着头脑，“难道这也是父亲的催化作用？”但他很快知道了并不是。体检排队的时候，他听到前面两名考生大声地谈论着当天的面试，从二人的对话中何雨了解了真相：今天的面试，是特别为没过线却有过硬关系的考生专设的。他们来，只是走个形式，反正最后都是要上的。
2008年6月，何雨从北方某高校毕业。远在武汉的何父数次勒令他回去考取当地某高校的研究生。何雨却一心想要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当一名技术类杂志的编辑。
“北漂”三个月后，何雨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见到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说吧，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考上研究生？”何父时任武汉市某重要职能部门的党委书记。
此时距离笔试时间已不足半年，要从头准备肯定来不及了，何况何雨的基础本来就不好。父亲让他先专心温习英语和政治，却对专业课只字未提。
后来，他在父亲的安排下陆续参加了几次饭局，席间有何雨所报考大学的教授，还有院长、系主任。让何雨有点惊讶的是，父亲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希望给予他“特殊照顾”的意思，只是不动声色地把他介绍给各位教授，说是让他先感受一下学术氛围。
何雨并不清楚父亲是否还在背后做了其他动作，但这顿饭的作用很快奏效了。笔试前半个月，何雨拿到了专业课的完整题目。一直以来都知道父亲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何雨，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权力的行使可以这样轻而易举。
他用几天的时间背下了所有题目的答案，胸有成竹地参加了考试。放榜后，何雨的专业课分数极高；然而英语和政治是全国统一出题，他只能凭实力考，最后，他的英语分数没能过国家线，挂了。
何雨把笔试结果告知家人后，父亲依然很冷静，只是说：“等等电话吧。”何雨不懂父亲的用意，不过电话很快打来了，通知何雨4月13日去学校面试。
“我当时还有点纳闷，因为我记得校方网站上公布的面试时间是12号，我还特地问了一句，不是12号吗？对方说，是13号。”当时的何雨一头雾水，接下来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令何雨解开了谜团。
面试回来，何雨质问父亲为什么不事先告诉他。父亲说，他早就得知校方会留出一部分机动名额来供特殊考生使用，不告诉他是不想让他觉得，这个研究生的身份来得太过容易。最后还警告他：“你不要以为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今天和你一起面试的这批考生，是校方反复研究之后的名单。”
何雨明白父亲的言下之意，很多考生背后的势力，可能比父亲还要强大得多。校方给了父亲这个面子，也是再三博弈的结果。
“我曾经想找我爸帮我一个哥们儿，他考研笔试成绩还挺好，就是面试怕被刷下来。但是我爸说，非亲非故就不好帮了，何况校方知道他不是我什么人，也未必会买账。”何雨说，这个哥们儿最后真的被刷了。
4月底，何雨在学校网站的录取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一切尘埃落定。“在校园里，常会遇到跟我同天面试的那些同学，大家都认识对方，但却很少打招呼，只是心照不宣罢了。”何雨露出一丝文青式的伤感，“我想，我是彻底向这个充满特权的社会屈服了。”
研究生毕业后，何雨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武汉某大型国企。“有研究生学历，进来得很轻松。”他似乎渐渐接受了父亲对他流水线似的帮助。
如今，他在父亲的建议下，准备继续攻读个在职的博士学位，“选一个和现在的岗位关系密切的专业，对以后肯定会有好处”。
而何雨多次提及的哥们儿，据说在考研落榜后去当了村官。“他好像不是很得志，现在与我联系也少了。我知道，他想回城里来，但是没有关系的话，很难。”（文中林谷、何雨均为化名）
特权的六个便利通道
有人说，特权是特权者的通行证。
到底特权能助特权者在哪些方面恣意通行？本刊梳理了“特权通行证”的几种类型，与读者共商。
A、福利享受型
代表：公款吃喝、旅游，奢华接待，超标办公室、超标车，额外福利……
编辑感言：职务消费完全可以照章办事。问题在于，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规章制度不断被试探着挑破，口子越撕越大，天价账单曝光不少，职务消费染上了特权的色彩。民众对“三公”长期不满，实质就是对特权腐败的反感。
即使“八项规定”之后，一些人还顶风作案。一顿公款吃喝花费1.5万元，1月25日晚，海南琼中县财政局局长王群被免职；8个人，一餐消费7064元，2月24日，福建莆田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签单者被停职调查；“学酒哥”格力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周少强2月5日晚间被停职。
领导的超标车、超标办公室更是花样不断升级。2月21日，山西吕梁粮食局长超标住豪华办公室被记过。网友爆料，贺海昌办公室配备3万多元的沙发、能热水冲洗的高档坐便器、豪华双人大床。
2010年被曝光的漠河县主要领导乘坐某航班，享受免费升舱待遇，还是由县政府发函给航空公司要求的。
B、破坏规则型
代表：交规无奈特权车。
编辑感言：规则面前，人人公平。但是特权车眼里，没有规则。
交通规则，是最清晰的一个规则，维持的是社会基本运行秩序。而特权车横行，动不动警车开道，既霸道，又招摇，招致百姓戳脊梁骨。
如果这么简单明晰的规则面前都讲特权，那么法制社会，不是显得太遥远？好在，太原交警毛丽、广东区伯们会越来越多。
南方某省会城市的交警小陈，头一天当交警，拦下一辆闯红灯的“军×”牌照宝马车，司机把驾照往他身上一丢，开着车子扬长而去。第二天，这辆宝马车又开到正在值勤的小陈身边，司机冲他晃手中的新驾照。“从那时候起，再有军车违规，我就当没看见。”小陈无奈地说。
虽然深受特权车牌号之苦，但面对媒体上取消特权车牌的呼吁，小陈却并不领情：“一眼就能知道对方的身份，能给我们省掉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啊。”据说，一次值夜班时，小陈发现一辆挂着普通牌号的车正在逆行。他上前拦车，猛然看到车后座上那张常在本地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出现的面孔。反应机敏的小陈立刻“啪”地敬礼，“注意领导安全”，还没等他说完，小车就“呼”地开走了。
C、抢占资源型
代表：特权房、特权医疗
编辑感言：资源越稀缺，追逐越激烈。作为社会的掌权者，在稀缺资源面前，不是忙着完善规则，反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忙着为自己、为身边人抢占资源，用公权谋自肥。让稀缺资源更稀缺，让普通人的追逐更艰难。
2010年，山东省日照市被曝在市区“绝版”黄金地段兴建3500套官员住宅。同期陷入舆论漩涡的还有陕西省眉县，首个大规模经济适用住房“城市美景”小区开工，首期610套有409套分给了县委、县政府下属各部门人员。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专供市直机关，却被转手大肆高价倒卖。2011年，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第四期安居工程涉及的850套龙港限价房，分给乡镇368套、县机关单位318套……在分房事件曝光后，当地官员则称之为县情决定，“分房有先后。分配给公职人员属于风险可控范围，分配给老百姓，因群体太大，比较难控制。”
D、安全堡垒型
代表：某些特供食品基地
编辑感言：最近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这次北京的雾霾，他特别高兴，因为空气不能特供。很大程度上，人们不是对特供本身的愤怒，而是民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曝露在危险中，有些人却在享受特供，用公权力砌起一个堡垒，“让自己先安全起来”。民众的安危被隔离在外，食品安全的呼声，触不动这些人的职责所在。
今年初，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蒋高明的文章里写道：早就听说一些省市机关有食品特供基地，不曾想到的是，县这一级的科局单位也有了。
春节期间他与一些地方领导聊天得知，某县农业局就有其食品特供基地，位于山清水秀的地方，雇农民种植，不用化肥、农药、转基因，采用农家肥，人工除虫和锄草。
相隔仅仅十天后，全国人大代表、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带了300多件有毒食品到两会上，他把10颗所谓健康黑皮花生，扔进会场的玻璃杯里，用冷水一冲，短短几秒钟，整杯水都变成了黑色；朱张金又展示了几包鸡蛋精，这种鸡蛋精添加在鸡饲料里，就能让鸡蛋变黄，并且鸡吃了后每天都生蛋，全年无休。他说：“这不是作秀，而是要让大家看看，毒品添加剂的泛滥和危害到了何种程度。”这样的食品，很可能就在你我身边。
E、思想意识型
代表：我是XX、我爸是XX。吉林一环保局长：“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方大国夫妇：“如果没有我们，你连饭都没得吃。”
编辑感言：人人生而平等。民众的权利意识在觉醒，而某些特权者还躺在权力的云彩上盲目自大，分不清自己的权力、权利与职责，甚至，对自己的角色都没认清。意识上一旦自我膨胀，态度上难免气势凌人，行权时又如何会体察民情、尊重民意？不过，不怕领导干部有特权意识，就怕社会失去监督特权的力量。舆论对特权行为的监督，会让自以为是的特权者失去赖以骄横的权力资本。
动手打空姐的广州市越秀区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方大国被停职；掌掴讲解员的最牛团长夫人于富琴与团长丈夫陈伟一起被免职。两个事件里，都体现了网民舆论监督力量的强大，更多的官员行事说话越来越谨慎，但有些人长期在内心自我强化的特权意识，总是难免不经意间流露。
今年1月1日晚，海南三亚河西区市容执法大队副中队长郭锋斌，到华严宾馆旁的饭店吃饭，想将车停放在宾馆前，被宾馆保安以将有旅游大巴停放为由拒绝。郭拿了个证件出来晃，问保安知道他是哪的吗，随即把车开走。没多久，郭带来几名市容执法队员，给宾馆门前停放的几辆车贴上了罚单。
第二天，郭锋斌因滥用职权被辞退。
F、大树乘凉型
代表：跋扈官二代、领导亲属吃空饷、子女凭领导特权就业经商
编辑感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权力的荫蔽作用，往往被发挥得不遗余力，阳光雨露福荫后代。
去年9月，《人民论坛》杂志在一次调查中得出，94%的受调查者选择“优先安排子女上学、就业的特权”为最不能容忍的“特权腐败”。
如果社会定型为龙生龙、凤生凤，让鲤鱼失去跳龙门的机会，渠道封闭，阶层固化，底层民众失去向上的希望，将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累积。
2011年，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事局一次公开招聘的报名条件被曝光，其中要求“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本区事业单位工作”。内蒙古鄂尔多斯（600295）市公安系统招聘明确规定公务员子女笔试成绩加10分。江西省武宁县事业单位招聘出台“限招政策”，只允许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与“萝卜招聘”的高曝光率不同，更有隐蔽性的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子女交换进入对方部门工作，这种做法俗称“换手勾背”。
领导干部荫蔽其子女经商更是一路绿灯。云南巨贪李嘉廷的小儿子李勃曾和别人说过：“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
李勃因此“哪个行业最赚钱，就会携巨额银行贷款‘杀’向哪个行业”；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为其女儿女婿经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办理地价减免手续，少交地价款1.2亿元。
而商家与公权勾肩搭背，也能过一把特权的瘾。“未经县委、县政府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对企业进行检查、收费。”2011年，媒体曝光安徽省怀宁县有一家三星级酒店挂着这样一块“保护牌”，落款是“中共怀宁县委、怀宁县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