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县委召集各乡镇书记会议核实产量，把产量问题上纲到拥护总路线还是反对总路线，批评有的党员“离右派只有50米”。
东陈乡乡长贺正澜先报亩产670斤，声明根据乡干部试验田推算。此公原是县供销社副主任，曾与我同事，性格内向，温文尔雅，说话慢吞吞，不会吹牛，林海乡不甘落后，报700斤，丹城镇报750斤，半路跳出农业无名小卒以渔业为主的爵溪镇报800斤，超过丹城镇。丹城镇委书记坐不住了，起身到县农业科办公室一转，就向主持会议的县委副书记王化祥说，上午镇里全面清仓核产，亩产量增加到860斤。
这样的你追我赶，还不能使县里满意，要求回去再进行一次认真核产。但核来核去不如人意。县委决定以搞运动方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瞒产”斗争，区为单位集中合作社支部书记办学习班。
南庄区学习班，放在区委叫“小东洋”的一座大房子里，集中农业社书记和党员共60余人。大查合作社与生产小队的瞒产行为，采取人人过关办法，对思想不通者小会帮，大会促。
东陈乡马岗支部书记康祖行是有名的“犟癞头”，思想不通，被宣布“隔离反省”，关押起来，该乡一名党员被开除党籍。强迫命令之下，各社不敢再坚持，乖乖地在党委确定的产量表上签字，南庄区早稻一季亩产上了800斤，为以后高征购埋下伏笔。
接下来浮夸之风借“拔白旗”“插红旗”越刮越猛。何谓“拔白旗”？谁要是对大跃进高指标怀疑就组织上采取措施，撤职。而谁能跟着浮夸的，提拔到领导岗位，叫“插红旗”。
广播、报纸天天宣传“一天等于20年”。科学家钱学森在6月16日《中国青年报》撰文称：“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田上的太阳光能30％，稻麦亩产量就可达到4万斤。”接着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安国南娄底乡卓头村亩小麦亩产5100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
《人民日报》又报道：湖北麻城溪河乡第一农业社早稻亩产36960斤。一时丹城街头“学麻城、赶麻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标语铺天盖地，全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号召“实现亩产吨粮县”《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一块试验田稻谷亩产130434斤10两4钱，更离奇的是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广东番禺县访问记》说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县亩产蕃薯100万斤、水稻亩产5万斤。粮管所每年要收购蕃薯运往城市供应居民，一个麻袋只能装90至100斤，100万斤就得装1万余袋，若堆到一亩田（666平方米）上有二层楼那么高。
学习时我说过不可信的话，当时大家和我一样认为是吹牛，不料以后因此惹祸，此为后话。
《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大批“条件论”，鼓吹“人定胜天”，继续为浮夸风推波助澜，县委要求各区、乡书记挂帅“移苗并丘”放卫星，即把别处同一品种已孕穗的晚稻移植到一块施有大量基肥的田里，密密麻麻挨在一起。说是“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多株多穗出高产”。不许社员反对，强迫命令搞了很多“移苗并丘”，大片本来长势最好的稻子被集中到一块田，钉上木牌，写上××卫星田。
象山县委的卫星田在南庄白鹤庙农场，移苗完成后，在沉甸甸的稻穗上，坐着一位小姑娘以示这块稻子产量之高，照片向各新闻单位发出，记者是朱华庭，后来老朱说“下面放了凳”。其余各乡的卫星田，都照县委的样子。由于植株密不透风，茎叶发黄，发动众多女社员，手执芭蕉扇“扇苗通风”，终因违反事物客观规律而受惩罚，全部腐烂，颗粒无收。
明明已经劳民伤财，鸡飞蛋打，还要猛吹牛皮。大徐区农业书记樊敬道的“卫星田”，在没有腐烂时，报了亩产2000斤。县里王副书记就说，你的名字就是“万斤稻”（樊敬道谐音），就报1万斤吧。象山最大的一颗卫星是墙头区委书记叶树春的亩产16万斤。
在大跃进大浮夸的凯歌声里，10月1日象山全县农民敲锣打鼓迎来了全面公社化，38个乡镇全部撤销，从南到北划分为9个公社。丹城镇、爵溪镇、南庄区，加上大徐、墙头等4个乡，组成全县最大的象山人民公社，后改称丹城公社，共12个管理区，108个农业合作社改称为生产大队，2.8万户，8.6万余人，9万余亩土地，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结合。
10月4日宁海象山两县合并，撤消宁海县，称象山县。县治从丹城迁往宁城，公社办公先在孔圣殿，半年后迁至城隍庙孤儿院（今县党校），粮管所并入丹城公社称公社粮油部（对上仍称粮管所），办公在青草巷。我被宣布任粮油部副主任，公社书记董方祥（县委常委），另有三名副书记分管农业、商业、副业。
主任牟洪绪不久调任县工业局，我的老同事贺正澜为公社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取消自留地，不准个人养家禽、家畜，为防止社员私自宰杀吃掉或到市上出售，大队派出专门捕鸡队拿着网具挨户捕捉（公社成立牧场），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办起公共食堂，所有用具除一部分新添，到各社员家里拿。
各户的灶头大部被扒掉，拆下砖石给食堂垒灶，米甏水缸都集中到食堂。社员家里的口粮、种子归大队仓库。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军事化，小队是排，大队称连，管理区叫营，公社为团。取消按劳分配，实行八个不要钱，即吃饭不要钱，吃菜不要钱，理发不要钱，穿草鞋不要钱，孩子读书不要钱，妇女分娩进产院不要钱，到缝纫组补破衣不要钱，老人死亡棺材不要钱。各生产大队男女社员由公社统一发工资，正劳力每月8元，半劳力每月4元（只发2个月，公社财政不支，停发）。
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劳动力、资金、生产资料与物资，公社有权“平调”（通称一平二调），如爵溪管理区渔队到象山港养殖海带，需用大量木材、毛竹，凭公社一纸通知，可从沿港的墙头、亭溪两管理区随意砍伐、取用，甚至几百个养海带社员睡的铺板也向社员家里取用，有的还把人家寿材板也拿来了，真是到了共产主义，一切都归公了。
每个食堂选派成分好的人担任炊事工作，大队书记挂帅。食堂与食堂之间开始竞赛，集中农村做点心好手，保证食堂餐餐有红豆团、年糕、汤果吃，公社常召开现场会，互相观摹，比谁家食堂饭香菜美花样多。社员们在这股共产风裹挟下，也确实兴奋异常。生产有领导，吃饭在食堂，工资发现钞，真以为到了共产主义。
但是几千年小农经济私心一时难改，“一大二公”与我关系不大，出现干农活偷懒粗放，出门一条龙，每人只背一把锄，集体的犁、耙没有人拿，推来推去得由小队长一人背。“人头不到齐，锄头拄肚皮”，听到食堂钟声，马上放下农活，成了一群蜂。
那么放开肚皮吃饱饭又是如何呢？据说长街公社有一社员因吃了太多的糯米饭撑死了，我没亲眼看到。但一次在南庄管理区洋心大队食堂，严重浪费却是亲眼所见，已是下午两点钟，还有几十个社员在天井里乱哄哄等饭吃。支部书记王德明是个癞子，头上无毛，却淌着黄豆大汗珠，正在从大锅里把糯米饭扒到一只大木桶里去，头上的汗珠雨滴似的滴进了饭桶，对我抱怨说：“这些人真不识相，今天吃糯米饭，第一批人吃饱了，后来的人还未饱，再煮。等后来的人吃饱了，先吃的人又喊没饱了，于是又煮，一直煮到现在。”我说已经两点多钟，一直煮到吃晚饭吧！下午不出工了？令他恍然大悟，大吼一声，不煮了！才撵走一些胡闹的人。
公社还印制了可在全社108个大队食堂通用的“流动饭票”，由各生产大队统一领取，供社员公出等使用，每逢丹城市集，四面八方的社员大家先去东、南、西、北门各大队食堂巡视一遍，哪一家食堂饭菜好，就一齐拥向这个食堂就餐，把饭菜一扫而光，为此经常有人打架。作为基层粮食工作者，肩负着统购统销，保证“军需民食”和安排社员生活双重责任。粮食是宝中之宝，面对浪费忧心如焚。据我们掌握的生产队完成征购指标后留下的口粮实际库存不足半年，经不起如此浪费。
在一次县粮食局召开各公社粮管所长会议上，我说了食堂浪费粮食和某些社员吃饭比赛等不良现象，被财贸部某领导斥为“怀疑人民公社优越性”。粮食浪费不仅表现在消费，还表现在收获方面：1958年下半年，忽然传达中共中央要“三年超英、七年赶美”，全民炼铁，大搞“小土群”，象山城乡大街小巷、学校操场、菜市场、生产队晒场都是用砖头垒起来的小高炉，到处是乱哄哄的满脸尘灰烟火色的人群，我也被指定担任一座小高炉炉长，五天五夜不合眼，炼不出一点铁。公社要求每个生产队白天黑夜地干，但就是不出铁，命令社员把家里废铁都上交，人人上山找矿石，砍伐树木，谁不服从就是反革命。
报纸上说全国6亿人口，投入大炼钢铁劳动力超过1亿，丹城公社当时号称3万人上阵。时值秋收，劳动力不够用，命令开夜工。被“小高炉”搞得精疲力竭的社员，把玻璃小方灯挂在稻桶上，都去田埂上睡觉，管理区干部登楼瞭望，田畈上灯光闪烁，以为都在劳动，结果有很多稻子和蕃薯烂在地里，有的甚至堆在路边没挑回来任其腐烂。有一首民谣：“日夜小高炉，山上树斫完，田里稻烂完，家里锅砸完。”丹城公社8万余人，在身不由己的大浮夸共产风里度过了195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