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张高平（右）接受记者采访
除了牢头狱霸袁连芳，杭州刑警中的一位“名人”也因此案备受关注——当年侦办此案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截止3月13日下午5时，在微博中，“聂海芬”已经以超过2万条微博而“荣居”微博热搜榜第二。
张高平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专门提到了这位“女神探”：“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
迄今为止，杭州市公安局网站上还保留着对聂海芬的一条新闻，2006年刊登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聂海芬同志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文中称， “聂海芬同志是杭州市公安局自1960年以来唯一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近五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准确率达到 100%……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
发生在2003年的“5·18奸杀案”正是聂海芬经办的一个重要案件。
2006 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第一线》栏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报道之“无懈可击聂海芬”。节目讲述了聂海芬参与侦破“5·18奸杀案”时，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进而从“细节”入手，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在节目中，聂海芬说：“人刚刚到案，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经过突审，开口了，两个人都讲了。”而这里所谓的“突审”，被张辉、张高平一致认为是刑讯逼供。
节目里还陈述了 “另一个男性DNA”的蹊跷事实：“法医提取了死者的指甲做DNA鉴定，结果发现，其手指甲里留有男性的DNA，可是这份DNA却与两名犯罪嫌疑人无关！”但即使是这样，“神探”也没怀疑抓错了人，她反而执著地从其他角度去证明张辉、张高平有罪。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聂海芬介绍：“侄儿讲，他实施强奸的时候，是在汽车的前排，当时叔叔是在后排。那么叔叔的讲法，他说实施强奸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同时都在前排。第二点，犯罪嫌疑人张辉讲，实施强奸的时候，把被害人的上衣全脱了，而他的叔叔讲，只脱了裤子，衣服没有脱。”对于这段相互矛盾的口供，聂海芬的对策是组织了一场在当地人大代表见证下的“指认现场的”。聂海芬介绍：“（请人大代表见证可以）保证指认的这个过程的客观真实性。不是他作案的，他不可能说得那么细，关键就是他不能说得那么准，你在一个点上准了，你不可能每个点上都准。”
但张辉、张高平却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地点和过程，因此“指认现场”不得不进行了三次，最后才和口供、公安勘查报告吻合，而“指认”期间，人大代表根本就没下车。
羊城晚报记者在与张辉、张高平的对话中，曾反复核实“有没有一个女警官曾经提审你们？”，两人却都做了坚决的否认回答。张高平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女人审过我”，而张辉则说：“只有在提取DNA鉴定的时候，是一个女警员来给我取了指甲、毛发”。当拿出聂海芬的照片给他们看时，他们很确定地说“没见过”。
迄今为止，包括已经跟踪“5·18奸杀案”多年的媒体在内，都无法联系采访到聂海芬本人。
3 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一条针对张氏叔侄错案的简讯，称“这起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是有责任的，我们深感痛心，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浙江省公安厅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
相关报道：
冤狱错案责任焉能自查
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嫌疑人二审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服刑已近10载。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3月26日深夜，张高平、张辉叔侄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记者的最后一个提问是：“如果今后还遇到搭顺风车的女孩，你们会怎么办？”张高平毫不迟疑：“当然要帮！我会送她上出租车、再记下车牌号。”
访谈
“随她去吧”
张高平说不想打扰前妻，但3月29日，她找到了张高平。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他获得了“450万元赔偿”，是来要钱的，她说，跟了张高平6年，也应该获得赔偿。事实上，张高平尚未获得任何赔偿，对此，张高平说：“不知道怎么回答，随她去吧。”
这是一对淳朴的农民叔侄。叔叔张高平今年48岁，讲话时常常“嘿嘿”地笑出声；张辉今年37岁，累了就蹲在叔叔脚边，问他的话多了，会紧张得擦汗、把记者递给他的纸巾揉成一个小团。
3 月27日，零点已过。张辉、张高平还待在辩护律师朱明勇的房间里，一屋子挤满了家人、记者和律师们。再过几个小时，张氏叔侄就将回到阔别10年的安徽歙县老家。在狱中已习惯晚上10点准时熄灯睡觉的张辉有点累了，蹲在地上支着脑袋；而他的叔叔张高平还在兴奋地说：“都不记得今天怎么过的，就是特别高兴！”
张高平说，即使蹲了十年冤狱，他仍坚信正义会到来，但即将重新走向社会的他心里却很忐忑，张辉则毫不掩饰自己的茫然：“我都被淘汰十年了，以前也只会开车，现在家里没钱，我拿什么去成家立业？父母亲年纪大了，我拿什么去孝敬？”
十年前，张高平刚买了一辆20万元的大货车，带着大哥的大儿子张辉跑货运生意，“我那车是当时周边6个村里最贵的一辆！”张高平虽然有过婚史，但不到40的男人还是“一枝花”，再娶的妻子才24岁，还刚刚怀上4个月的孩子。张辉也快要娶老婆了。从天而降的“5·18奸杀案”，成了一颗炸弹，把他们的生活炸得支离破碎。在二审判决书下达的当天，张高平的妻子跟他离婚，胎儿也被打掉。而张辉的未婚妻，从此一去不返。
“我不恨她（前妻），老公是‘奸杀犯’，谁能抬得起头？”张高平说到前妻时，语气变得有些低沉、但依旧温和，“不会再去见她，不想打扰她的生活。”他抹了抹已经开始谢顶的头，坐直了身子：“不过我会把再审判决书寄给她，告诉她，前夫是个被冤枉的好人！”
“我不憎恨”
张高平在新疆监狱里的“硬气”，出了名。他拒绝“改造”，也拒绝减刑。
羊城晚报：冤狱十年，你有憎恨吗？
张高平：现在给我平反了，就没有了。我恨的是那些实施逼供、逼我抄（认罪材料）的那些人，我绝不能容忍。现在给我平反了，我还要感谢很多人呢！包括律师、法官，其实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但我内心还是要感谢他们。我在法庭上也是这么说的。我这十年吃尽了苦头，但心没死。
羊城晚报：你在新疆监狱里态度很坚决，一直不认罪？
张高平：他们说只要让我把“犯罪事实”写下来，就减刑20多个月，我不答应；还让我写《认罪悔过书》，写因自己的犯罪给社会造成危害，给受害人家属和自己家庭带来沉重打击，我也不写，（如果写了）放我回家我都没脸，我宁可死在监狱里。我就是这样子的，我要么拿到无罪判决书走出监狱，要么就死在监狱里，要么 15年刑满释放后我接着申诉。监狱里的警官说减刑归减刑，申诉归申诉，可以分两步走嘛，我说不是我不想出去，但“犯罪悔过”这些材料我不写，连唱悔过歌都会在晚上睡觉时像刀绞一样无法忍受。
“认罪材料”
“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杭州警方“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羊城晚报：为什么当年你们会作有罪供述？
张高平：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我在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如果有这个想法，我都认罪伏法！
在杭州西湖刑警大队我苦头吃尽：他们让我站了7天7夜，让我蹲马步，不让我吃饭，我实在受不了赖在地上，他们就抓我的头发，我还是起不来，他们就提着我的手铐不停抖，我被抖到骨头都酥了才勉强站起；用拖把棍按我的脚，按到我骨头受不了不停地叫，我一叫，他们就笑，像看猴子一样；又把我按到地上，脚朝天，把我嘴巴封住，矿泉水灌到鼻子里去；打巴掌，跪皮鞋底那些都是小事……现在手臂上还有被他们用烟头烫的疤。
更可恶的是牢头狱霸。在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我一进去牢头就打我，嫌我破坏了他吃饭的心情，还给我立规矩，说“老大”上厕所，我要面壁跪下，每天早上还让我朝东南方向拜菩萨。牢头还说，“你态度好点，我写好你抄”。他写好之后，我拒绝抄，他就打我到半死，还说晚上打完50只蚊子才能睡觉，哪里去找50只蚊子？！每次提审回来，都得向牢头汇报，否则就打我。认罪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那天（3月20日）我在法庭上说：“杭州市公安局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张辉：我当时刚进号子，看见袁连芳的第一眼就觉得他不是好人。袁连芳是“老大”，一开始语气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说我没有杀人，他听了就让另外两个人打我，让我好好说，每次被打完，他就跟我重新说一遍案子的“经过”，“细节”比我还清楚，还画了图纸，他很能说，也很能写。每次提审回来，他都知道我说了什么，质问我是不是翻供了，只要我一翻供他就叫手下两个人把我拉到厕所里打，打下身。那种痛苦非常惨，我都讲不出来。要不是他，我也不会吃这么大的苦。
我们恨牢头狱霸，也恨指使牢头狱霸的人，牢头狱霸没有这个权力，肯定是办案人员指使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牢头狱霸全知道，肯定是办案人员跟他说的，他们串通一气，我绝对不能容忍，太过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