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创始人是凯恩斯，而在东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应该是管仲，但产生的时间比西方早了千余年。
管仲(约公元前725年~前645年)，名夷吾，春秋初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少年时，因家道中落，境遇困顿，与好友鲍叔牙一起，在南阳(今山东邹县)一带小本经营。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的地位处“四民”之末，历来倍受歧视。其实，商人谋利的手段固然诡异，有时不免损人利己，但大都待人友善，主张协商合作，尊重对方产权，很少见哪个商人凶巴巴做生意的，这就是所谓“工商文明”，对人类的文明进步起过大作用。历史上，商人或商人家庭出身的政治家很少，但他们大都比较成功，如战国时期的吕不韦、西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等，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赫伯特•胡弗也都曾是成功的商人。
商人管、鲍后来携手转入政界，分别担任公子纠和小白的老师。齐襄公时，朝政昏暗，两公子由各自的老师陪着避祸于别国。一场宫廷政变之后，公子纠被鲁国所杀。公子小白登上王位，即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管仲被押解回国，生死时刻，老友鲍叔牙站出来相救。鲍叔对齐桓公说：你要想治理好齐国，有我鲍叔牙就可以了，但是，陛下若想乱世称霸，则“非管夷吾不可”。
鲍叔的一番话打动了齐桓公，委以管仲“上卿之职，三归之家，仲父之尊”。这以后，商人出身的管总理辅佐齐桓公，革新朝政，促进经济发展，国力迅速提升，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就使齐国崛然兴起，成为响当当的春秋首霸，纵横40年无敌手。
藏富于民，知予为取
管仲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管仲看来，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它的统治者是否得民心。他认为，一个国家，政令之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
管仲把社会的弱势群体作为政府的救济对象。《管子•问》中记载：“问独夫、寡妇、孤穷、疾苦者几何人也？……”询问面相当广泛，准备把这些人都列在救济对象的名单中，并把救济工作分为紧急情况下的困难救助和帮助摆脱贫穷状态两个方面：“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为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说明他曾精心构思和编织过齐国的社会安全网。在世界文明史上，这应当是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个国家，统治者不仅坐拥统治百姓的权力，还承担着为民做事的责任。要维护自己的权力，首先要履行好自己的责任，权责对应，顺合民情民意——这是管仲所有思想言论中最精辟的部分。
管仲曾对齐桓公说：“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意思是，施行王道的君主懂得藏富于民的道理，施行霸道的君主总是藏富于权贵，富的是少数人，而那些昏聩的君主只会把财富卷到自己的钱袋子里。
桓公一时听不懂，反问道：“何谓藏于民？”管仲答：把国家财富分发到民间，让百姓富起来。民间富裕了，君主就不会贫穷；民间贫穷了，君主不可能富有。这样表面看起来国库空虚，可是一旦需要，人民就会踊跃地提供赋税，君主便无财政之忧。财政来源于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为前提。
管仲把施惠于民称作“予”，把征收赋税称作“取”，指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其中的道理是，只有对民有所“予”，才有资格对民有所求，也才“求”得来。“予”于是成为是征收赋税的前提条件，前提不在，征税便没有了合理性。
为实现富民的理想，管仲对国家的土地和田赋政策做了大调整：“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相，是察视的意思；衰，读cui，依一定的标准递减之意。“相地衰征”，就是根据土地的不同而分等征赋。土地好，产量高，则多征税；土地差，产量低，则少征税。三代时的“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强调的是按一定的土地数量征收什一之税，没有考虑土地质量对农民赋税承受能力的影响，容易导致负担不均，耕种劣质土地的农户不堪重负，逃离土地，对农业生产和赋税来源都有不利影响。管仲的政策弥补了这个缺陷，不同地块的税额确定后，百姓通过精耕细作而增加的收获物，就将归己所有，对于调动劳动者的耕作积极性大有益处，生产发展了，生活有保障了，世世代代靠土地存活的农民怎么会逃离土地？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不烦不扰，而民自富”，是管仲给齐国规定的制定各项财政政策的基点，也是他奉献给人类的一个深刻而伟大的经济思想。
取民有度，天下同利
从这一认识出发，管仲又派生出另一个重要观点，即“不夺民财”，认为政府对人民的索求应当加以克制，要适度，要限定在一定的数量界限之内：取民无度，失掉民心；国家就危险；取民有度，得到民心，国家才能兴盛，国家安危、盛衰就系于取民之“有度”和“无度”之间，超过了这个限度，政事就会往危险的境地坠落。
轻征赋税，是管仲最重要的治国之策。在桓公践位的第19年，齐国实行了大减税政策：“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令其他诸侯国大为惊讶。当时齐国的商市税的税率已然很低，国内“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但管仲还是实行了更加便利通关和商贸的零关税的贸易政策：“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商人通达关卡和进入市场，只对人员和货物进行登记检查，而不向他们征收任何赋税，这也是当时天下最优惠的税收政策。去齐国发展，便成为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商人们无法拒绝的选择。如此，齐国的工商业焉得不有大发展？齐国发展了，各国商人焉得不获利？
轻取于民，财政收入来源必减少，而不事生产的国家机器离开了赋税的支撑便无法运行，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商人总理管仲自有高招。此人治国理财，极讲宏观调控之艺术，由他制定的政策，总是蕴含着极高明的政治智慧，令后世的执政者们望尘莫及。
一次，齐桓公打算通过增加税收来充实国库，问政于管仲，两人之间有过一场交谈：
桓公：“吾欲藉于台榭，何如？”(我要对房屋征税，你觉得怎么样？)
管仲：“此毁成也。”(那样做等于毁掉已经建成的房屋。)
桓公：“吾欲藉于树木。”(我要对林木征税。)
管仲：“此伐生也。”(等于砍掉尚未成材的树林。)
桓公：“吾欲藉于六畜。”(我要对牲畜征税。)
管仲：“此杀生也。”(等于滥杀牲畜，不让它正常繁殖。)
桓公：“吾欲藉于人，何如？”(我要征收人头税。)
管仲：“此隐情也。”(等于隐瞒人口的实际数字。)
桓公：“然则吾何以为国？”
管仲：“唯官山海为可耳。”
这是个有趣的场景，二人像是在表演话剧，齐桓公说一句，管仲堵一句，国王被挤到了墙角。凡涉及增加民众税负的事，这位首席执行官便摇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怪齐桓公着急了——天啊，不征税，财税从何而来？管仲却不慌不忙地只用一句话就打发了他：“官山海”嘛。
齐国的位置，在今天的山东西部靠海的地方。这一带土质碱性大，不适于农耕，劳动力也很缺乏，但齐国靠海，鱼、盐资源丰富，被称为“海王之国”，这就不能恪守农本思想不放，而应当优先发展商贸和手工制造业。
盐，作为人每日的生活必需品，谁都少不了它。管仲主张利用这一自然资源，允许私人制盐，政府控制收购、批发和零售环节，管仲称其为“官山海”，就是食盐专卖，通过商业活动，于一买(从生产者)、一卖(向消费者)中谋得利润，而不是直接征税来获取财政资源。
论做买卖，管仲绝对是行家里手，如今治理一个国家，老习惯依然不改。为实行专卖，他曾算过一笔细账：在每一重量单位的盐或铁的价格上微量加价若干，由于有庞大消费者群体做底数，集合起来便是一大笔收入。只要政府控制住流通环节，严禁私盐流出，就可以在消费者不知不觉中获取大量财政收入，而表面上却没有加重任何赋税征收，正常的市场交易不受影响，消费者不受影响，纳税人的负担没有加重，生产成本却极为低廉。
管仲继续说，如果不实行专卖，而是征人头税会怎样呢？比如，每人每月征收三十钱，应征人口100万，一个月下来也不过得钱三千万，只及食盐加价的一半，且人必反对，隐匿人口以逃税。如今实行专卖，“非籍之诸君子，而有二国之籍”，收了相当于两国的人头税，除了商人出身的管仲，谁能设计出如此美妙的政策来？
这个奇迹，曾经让其他诸侯国们惊奇不已，始终也没弄明白这个姓管的家伙究竟施了什么魔法，齐国税率丝毫未提，还减了税，财政收入却一增再增，最后竟发展成了一个实力雄厚无可比的超级大国，奥妙何在？
理论上说，专卖制本质上仍然是税，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税收，寓税于价，形式上无“征籍”，实际上却“无不服籍者”。其中的奥妙是人人都要食盐，购买盐的同时也就交了税，是“予之为取”的原则的具体体现——予之有形，取之无形。这是管仲对中国财政思想的一大贡献，即在传统的加强征敛的财税路数之外，又开辟了国家经营主要工商业，集山泽工商之利于政府之手，而不另外增加人民负担的理财方法，显然这样的政策给人民带来的好处较多而坏处较少。
与食盐专卖并行的，齐国还实行了铁器专卖，政策细节与盐相仿，大同小异。盐和铁在当时市场上是销售面最广的两项举足轻重的主要商品。把这两项重要的资源控制起来，从盐铁的国家专卖中扩大财政来源，比利归私商，而另向人民征强制性的人头税或其他捐税要好得多。
善治鼻祖，启智千秋
在当时，相地衰征和盐铁专卖等改革，是国家经济政策中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在众人瞠目结舌中，齐国悄然兴起，令世人刮目相看，且不得不跟在这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后面更新自己的制度。春秋时期，许多经济改革随之在各国相继出现——晋国的作爱田，郑国的“作丘赋”，鲁国的“初税亩”等，大都以管仲的改革方案为蓝本。而由他一手创行的“直接专卖制”，则一直实行到唐中期，名相刘晏改革时才改为间接专卖制。因此，说管仲是中国善治的祖师爷，不会有什么争议。
管仲善于发现和遵从经济规律，尽量少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注重发挥货币、信用、价格、贸易的作用，达到了“圣王之至事”的理想目标——“富上而足下”。与此同时，管仲却极为厌恶官商一体，禁止商贾在朝，更不能让商人过分参与政治。他说：“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事实上管仲并非禁止商人出仕，而是禁止他们出仕后还兼职经商，因为这容易导致政治腐败和贿赂横行。值得注意的是，其善于利用市场机制的思想竟然超前到即使放到今天也完全不过时的程度。
管仲的人本经济学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有近乎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注重发挥市场、而不是政府力量谋求发展的思想观点，也有经过实践检验卓有成效的具体政策。在西方，说宏观经济理论的创始人是凯恩斯，大概不会有多少争议，而在东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应该是管仲，但产生的时间却比西方早了千余年。
如美国人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在上个世纪初就承认：“我们美国、英国和德国把社会学、经济学、商业、税收和关税这些原则，作为我们最新的发现，可实际上中国远比我们早得多。”
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卒。为卿相四十年，享年七八十岁，得其善终，子孙也得其余荫。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全方位的改革家，他的结局可说是很好了。“管子为大理财家，后世计臣多宗之。虽然，管子之理财，其所注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发达，斯国家财政随之。管子之所务在于是，故有以桑弘羊、孔仅、刘晏比管子者，非知管子者也。”说这话的，是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