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一所医院
上海、南京、杭州、苏州⋯⋯这些富庶的长三角城市，正在变成一座座谈鸟色变的城市。
SARS至今已经十年，经历了这十年，中国的疾控系统已经非常成熟，医疗科技水平亦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H7N9禽流感病例至今并没有呈现爆发式增长，然而公众的恐慌情绪，却日益增长。
活禽市场被关闭之前，人们早就不敢买鸡吃；公园里的和平鸽被隔离之前，人们也早已远远绕着走。H7N9禽流感来袭，公众像是“惊弓之鸟”，而官方的表现却一直十分淡定。
公众在怕什么？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SARS的全称是什么，但是即使10年过去了，SARS留给中国人的恐慌，依旧清晰。
4月1日，国家疾控中心称，发现新型H7N9禽流感病毒。此时，距离第一例禽流感病例死亡，已经过去仅一个月。关于瞒报的质疑，绵延至今。早在4月4日，首例病例的发现者卢洪洲就对我详细说明了新病毒的确定流程，“新病毒的发现和确认，肯定是需要时间，这需要一个很严谨的过程。”卢洪洲说。
直到今天，面对上海是否拖延上报时间的质疑，卢洪洲依然在做着同样的解释。SARS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由于当年瞒报失去的公信力，让官方至今都在还债。
在H7N9禽流感病毒被发现后，香港媒体比大陆显得更加积极。两名香港《壹周刊》的记者，在4月3日专门从香港赶到南京。采访的间隙，我问其中的一位记者：“为什么你们比大陆记者还关注禽流感？”
“我们害怕啊。”这位记者说，经过了SARS、H5N1禽流感的肆虐后，香港每每在这种时候，就如同惊弓之鸟。这样的“害怕”，也体现在这位香港记者个人身上。
因为要来大陆采访禽流感，这位记者专门带上了一瓶免洗洗手液。每当完成一次采访，她都会从这瓶洗手液里挤出一点，在手上不停地搓。
政府为什么不来消毒？
4月3日，当我刚刚从上海抵达江苏时，这里正是收治H7N9禽流感病例最多的省。当时，江苏境内共有H7N9禽流感病例4人，其中南京收治两人。
拥挤的地铁里，很少能看到戴着口罩的人。
在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紫峰大厦下的广场上，一个女孩对男孩说，我好像感冒了。男孩笑着对女孩说：“不会是禽流感吧？”然后轻轻在女孩的额头亲了一下。
对于这个拥有600余万人口的城市来说，两个病例确实不足以引起广泛的恐慌。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任何标识提示人们要注意防控禽流感。
同属江苏的无锡也是如此。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虽然知道有禽流感，但是公司并没有专门因为这个病毒，给出租车进行消毒。
所有的焦虑、不安，都仅仅集中在病患直接接触的人群中。其中一位病患的邻居抱怨：“发生禽流感了，为什么政府都不来给小区里消毒？”这位邻居就住在患者同一栋楼的隔壁单元，因为禽流感，她的外孙女这个假期都没有过来，老人为此很懊恼。哪怕只将范围扩大一点点，禽流感的影响就几乎消失殆尽。到了傍晚，这个社区依然有很多中老年妇女在空地上跳广场舞。
在南京一位患者此前工作的农贸市场里，来买菜的人寥寥无几。农贸市场的管理人员和我说，官方只是过来消毒过，但是并没有说要关闭这个农贸市场，甚至连活禽摊点也没有关闭。
这个农贸市场从4月3日起，没有卖出过一直鸡，卖鸡的摊主，干脆在4月4日收档休息了。直到4月6日，南京官方才停止了境内的活禽交易。
“动作过大，会引起恐慌吧。”他的这句话，似乎透露了官方的逻辑。
谁才是惊弓之鸟？
如果H7N9易于人际间传播，或许会暴露出官方在此次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更多问题。
关于禽流感，几乎每一位专家都强调，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人际间传播的病例。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预防措施上，就可以掉以轻心。正如同样没有专家愿意出来保证，病毒不会变异成人际间易于传播。
在浙江的浙一医院，确证的H7N9禽流感患者被隔离在传染病最高级别的负压病房内。在南京，一位高度疑似病例却仍然有家属进行贴身照料，院方甚至没有提醒家属需要注意隔离。
患者的女儿至今依然感到后怕，她告诉我：“如果这个病是有传染性的，是不是我和我的孩子这时候都被传染了。”在预计到母亲可能会被确诊为H7N9禽流感后，这位女儿和自己的家人只能自己去外面的酒店住。
在疫情面前，官方和医院总是表现的颇为镇定，紧张的则是家属和公众。但是官方的镇定，并不一定会带给社会安全感。
正如一位患者的邻居和我说的那样：“不管有没有传染性，政府哪怕过来消消毒，我看着也放心一点。”
流感防控的动作幅度，才越来越大。发现疫情的城市基本都关闭了活禽交易，社区里圈养的鸡和鸽子也被扑杀。
（【记者手记】H7N9病毒：政府为什么不来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