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君主偶有“微服私访”之举，如秦始皇曾“微行咸阳”，不过“康熙微服私访记”之类的故事则完全是戏说的，并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倒是据《康熙朝实录》，康熙本人并不赞同微服私访，他说：“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宋太祖“易服微行”，则确有其事。司马光《涑水记闻》称，“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但臣僚并不赞成皇帝微服私访，明末的王夫之更是在其著述《宋论》上对宋太祖微行一事作了措词强烈的批评。
古人为什么不支持君主微服出访？这里首先涉及到“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再往深，又隐藏着一个君主当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
先来说微服私访的成本，宋代的臣僚主要是从风险的角度考虑的，“或谏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即担心出现不堪设想的意外，这并不是臣下多虑，朱弁的《曲洧旧闻》就记有宋太祖遇刺一事：“太祖皇帝即位后，车驾初出，过大溪桥，飞矢中黄伞，禁卫惊骇。”不过宋太祖似乎并不十分顾虑自身安危，“笑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免乎？’”
王夫之不相信宋太祖毫无防备，认为他“微行之顷，左右密护之术，必已周矣”，即早已布置好周全、秘密的保安工程。不管王夫之的猜测有没有道理，皇帝微服私访的成本肯定是极高的——如果不加防备，则难保没有“不虞之变”；如果严加防护，则势必劳师动众。
那君主微服私访，又所为何事？用康熙的话来说，是为“恐人作弊，昌言于外”；用王夫之的话来说，是“以伺官箴之污洁、民生之苦乐、国事之废举”；换成今日的话来说，有为的君主希望以微服私访的方式，绕过颟顸的官僚集团，亲入民间，收集到更真实的信息。但微服私访能达至这个预期吗？王夫之认为，不能。因为君主以为自己出访严格保密，但实际上，君主往往刚离禁闱，消息便泄露出去，下面的人知道皇上要来私访了，又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饰慧为朴，行谄以戆”，演戏给皇帝看，结果就是皇帝受到了蒙蔽而不自知。而且，君主微行访查所得到的信息，通常也是碎片化的，即使“偶得之小民者”，一时之间也难以核实。如果君主“自矜其察微之睿”，根据这些不尽可靠的信息“以定黜陟，以衡兴革，以用刑赏，以权取与，而群臣莫敢争焉”，则难免有独断之弊。
这一番“成本—收益”计算下来，微服私访看来并不是体察民情、治理政事的好办法，难怪康熙说，“此等事朕断不行”，因为“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且，“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康熙另有“知天下事”的办法。什么办法？设立“密奏制”。他对宋明君主微行之事的批评，便是在“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可密奏”的时候说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清代密奏制的背后，埋伏着一个君主专制的权力结构，所谓“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康熙自述）。因为君主乾纲独断，臣下的密奏才是必要的。这样的治理方式显然不符合儒家传统的“共治”之道，思想开明的王夫之更不可能支持密奏制了。
王夫之说，“欲成天下之务，必详其理”，即实现优良的治理，需要先明白治理之道。王夫之理想中的治理之道，不是表现为君主以一人之力之智“与天下斗捷”，而是建立一种接近于“虚君共治”的权力框架：君主在这个权力构架中“端拱于上”，统而不治，具体的治理权划分为四块：冢宰负责选举，宪臣负责监察，廷尉执掌司法，宰相则主执政大权。四者各司其职，各行其权。这样，“以求俊乂（才德出众的人才），冢宰公而侧陋（出身卑微的贤才）举矣；以察官邪，宪臣廉而贪墨屏矣；以平狱讼，廷尉慎而诬罔消矣；以处危疑，相臣忠而国本固矣”。意思是说，在这一分权构架下，冢宰秉公，则即便是出身卑微的贤才也会被发现；宪臣廉正，则贪墨的官吏会受到抑制；廷尉审慎，则司法得以保持公正；宰相忠诚执政，则国家得以安宁。这样，君主只需居中监督、督促这四条权力分支的工作，则“垂旒纩而坐”便可治理天下，用不着密奏制，也用不着微服私访。
当然这个“虚君共治”式的权力构架的运行，也需要有一个通畅的信息系统提供支撑，王夫之说“欲通天下之志，必达其情”，便是这个意思。那各地的信息该如何反馈到朝廷的权力中枢？王夫之设想通过合理的科层制度来完成下情上达：“听乡保之情者，邑令也；听邑令之治者，郡守也；听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达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在信息技术落后、民意表达机制也不发达的明末清初，王夫之寄希望于科层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要求他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就能设想出互联网和代议制。
但科层制又具有内在的信息过滤本能，信息在科层制的传递过程中难免会被变形、遗漏、注水。也正因为此，旧时有作为的君主才想以微服私访相补救。现代政制则通过设立代议制来救科层制之弊。十七世纪的王夫之虽然还想象不出代议制，但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已经有了这样的阐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而且，“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在黄宗羲的设想中，这样的“学校”显然不仅是教育机构，而是作为传达民意、发表天下公议、并具有立法权威地位的机构，可以说已具备近代议会的雏形。将黄宗羲所说的“学校”补充进前面王夫之勾勒出来的分权构架，便是一个宪政性的政体了，跟孙文所设计的“五权分立”政制居然条条合辙，不知孙文当初是不是从王夫之的设想获得灵感。
至此，我们才可以完整发现蕴藏于王夫之《论宋太祖微服私访》中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