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H7N9禽流感疫情来势汹汹，今年正好是SARS疫情爆发十周年，当年因中共当局隐匿疫情，错失第一时间的防疫，导致SARS蔓延造成全球恐慌。十年过去，专家表示现在官方仍惯于“隐瞒疫情”。
当年因中共当局隐匿疫情，错失第一时间的防疫，导致SARS蔓延造成全球恐慌。(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许多人还记得，2003年的春天，北京的天气出奇的好，街头的月季花开得特别娇艳。
“我刚刚从澳大利亚回国，踏进北京首都机场，眼前行色匆匆的人们大都戴着口罩，双眼透出逃难般的眼神。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被告知要呆在家里自我隔离一周，好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病毒一样。”一位女孩如此回忆。
她看到医护人员进入自己所在的居民楼，他们身着白色、厚重的防护服，像一群太空人。她这才意识到，在这个原本十分明媚的春天，北京的空气里飘浮着惶恐的病毒。
那一年，SARS在中国大陆留下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的数字。
十年已经过去，而这场SARS疫情，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公共卫生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同时也映现出仍然存在的种种问题。
SARS镜子里的中国公共卫生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SARS期间，作为卫生部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和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他提出的关闭北京人民医院等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
“中国公共卫生信息的开放，就是在SARS中开放的。”曾光说。
不过，他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隐瞒疫情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包括被免职的张文康和孟学农，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他们也不想这么做——那是多年来长期形成的积弊，有很强的惯性。”
即便是在十年后，在已经取得许多进步的今天，这种惯性仍然存在。
抗击非典的旗帜性人物钟南山，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疾病信息的覆盖和上报，个别地区上报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够准确，“这与某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有关”。
熟悉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演变过程的胡永华说，隐瞒疫情可能更多是与中国在传染病领域的保密制度有关。
他解释说，早期相关部门在对外公布疫情之前，都会出于对国家形象和对外贸易的考虑，“淡化”疫情，采取“内紧外松”“内外有别”的处理原则。“上面的这种淡化处理，很自然会被下面效仿。因此，出现瞒报谎报的现象就不足为奇”。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会主动上报、甚至夸大当地的疫情。“因为，疫情大多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很少涉及人为过失。”胡永华说，更重要的是，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资金——正所谓“财神跟着瘟神走”。
相对于信息透明，胡永华更担心的是，“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机构硬件很硬，建了很多大楼，购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但观念、制度、政策、人员等软件则相对落后，就像高速公路建起来了，开车的还是喝酒的人，也没有交通规则。”
他体会最深的是，在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这十年来的科研经费投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没有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队伍，一切都是空谈”。
另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已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生前曾撰文：“部分地区只知盲目投资，大兴土木，无视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即健康教育和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依然没有被列入重要议程。”
黄建始还指出，“长期以来，大公共卫生观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SARS之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建设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工作，实际上几乎还是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一家承包，政府的作用、各部门的职能以及如何协调并不清楚，甚至处于无序的状态。我国医疗、预防体制分家，条块分割，部门封锁，医疗、预防资源不能整合的局面还是继续存在。”
在曾光的办公室里，他指着那张十年前的照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当年在中南海讲完课，他在结语时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详细讲一讲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根本问题。“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节录自：SARS十年 记忆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