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数据来看,中国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并不高,甚至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不良贷款率都在可控范围内。然而,这一不良贷款率也许并不真实,因为许多隐性风险并没有涵盖在内,导致不良贷款风险可能被大大低估。
近期,中国银监会发布的2012年监管年报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达1.0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3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6%。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929亿元,比年初增加64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5%,与年初基本持平,然而次级类贷款由1725亿元增至2176亿元,可疑类贷款由1883亿元增至2122亿元。
进入2013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整体下行、工业企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应付账款坏账加重导致银行净利润增速放缓,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呈现抬头之势。上市银行年报显示,五大商业银行2012年不良贷款总额接近3300亿元。除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最高的农行继续保持“双降”之外,工、中、建、交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均呈上升态势。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直接折射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不良贷款率在经济结构转型中持续暴露。
一季度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的11.6%回落了2.1个百分点,其中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率5.18%,尽管相比去年四季度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由于亏损面不断扩大(目前企业亏损面已升至20.7%)导致企业账款拖欠现象严重、账款构成比例上升,应收账款回收和资金回笼困难,其中制造业则成为不良贷款的重点风险区域。数据显示,建行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306.9亿元,占其不良贷款总额的41%;农行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332.06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38.7%;中行制造业不良贷款占比35.7%。
目前,中国非金融企业整体负债率已经处于过高水平,企业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105%,企业高负债率犹如在“钢丝上行走”,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波动时期,企业的偿债困难将导银行不良资产出现问题,甚至波及到整个金融体系。进一步分行业看,房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概是70%,五大电力集团的负债率现在超过80%,铁道部的负债率超过60%,光伏制造企业负债率都超过90%。由于银行会计提更多的坏账准备来应对企业可能收不回的应收账款,而其中,一向贷款大户的钢铁、电力、制造、地产相关产业恰恰是此次坏账准备增加的“重灾区”,这势必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和长期的拨备覆盖。
平心而论,对于履行《巴塞尔协议》,中国银行业是比较积极的,所以从拨备指标上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银行的准财政性质,如果未来银行不能保证它的贷款安全,也会出现银行充当准财政职能的陷阱。此外,尽管现在银行的拨备率和存贷比,能够覆盖不良资产反弹的风险,但只是短期能覆盖,从长期来说,中国企业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增速下滑,需求疲软,成本上升、利润缩水”这样的困境,更要面对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难题,势必将淘汰大量落后产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这很可能导致很多企业出现重大经营危机或转型危机,银行业必须有足够能力成为承受不良资产持续上升的风险。
而中国更须警惕隐性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的风险。首先,当前许多银行的表外融资新增规模超过表内信贷新增规模,表外融资风险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一旦出现理财亏损无法偿还,银行为避免声誉上的损失,可能会动用表内资金来偿还理财资金,使表外风险转移至表内,并最终导致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
其次,基础设施信贷资金量大,风险易暴露。在目前的融资模式下,部分依靠财政支出,主要通过融资平台贷款解决,城投债也是其资金来源之一。现行融资模式存在运作不规范、还款来源上对土地收入依赖较大等问题。根据银监会的数据,截至2012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达到9.3万亿元;其中,共有3.49万亿贷款将在未来三年内到期,占全部平台贷款余额的37.5%,因此,未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并不容乐观。
眼下受地方政府平台贷款质量波动、房地产贷款质量波动影响,部分银行拨备压力逐渐增大,资产质量波动反过来又影响银行的利润留存能力,在外部筹资环境不宽松的情况下,部分银行短期内无法筹到必须的资本数额。由于杠杆使用过高,信用规模迅速膨胀加大通胀/或资产泡沫压力,一旦货币当局大幅收紧信贷,将可能加剧资产价格波动,引发不良贷款攀升,给经济造成更大冲击。因此,充分估计隐性不良贷款规模,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重点领域做好提前布控极为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