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是秦汉之际的军事家，在秦亡汉兴的过程中，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汗马功劳，被称为汉初“三杰”之一。但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寿终正寝，而在汉高祖十一年（前196)被吕后、萧何诱杀于长乐宫钟室。韩信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史学界历来说法不一。
较普遍的看法是韩信因谋反而遭杀戮。汉高祖五年(前202)，韩信恃功致书刘邦，请封假王。当时刘邦被楚军围困于荥阳，日夜盼望韩信率军来援。得此书信后，知是韩信故意借机要挟争权，震怒异常。张良、陈平认为，汉军形势不利，并无能力禁止韩信自立为王，不如顺水推舟，封他王爵，以收军心。刘邦便改口说：“大丈夫能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遂封韩信为齐王。刘邦同，意封韩信为王，实属不得已，故楚汉战争一结束就夺其兵权，并徙封为楚王。其间，齐人蒯通曾劝韩信自立为王，并向他指出继续听命于刘邦的危险性。韩信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高，刘邦不会狠下毒手，遂不听。
刘邦对韩信的戒心；并未因将其改封楚地而稍减。果然，不久刘邦就发现：项羽故将钟离昧与韩信交往密切，项羽败亡后，钟离昧竟亡归韩信。于是，刘邦命令捕昧归案。此时，韩信初至楚地，出入都以重兵保护，更加引起刘邦怀疑。恰值高祖六年(前201)又有人告其谋反，这就更坚定了刘邦诛锄韩信的决心。刘邦采用陈平之计，借口游楚之云梦，欲趁韩信不备擒拿。刘邦发使告诸侯会于楚国西界的陈。韩信闻讯，已猜出刘邦此行意图，欲发兵反，又自度无罪，欲见刘邦，又怕被擒，就这样犹、豫了多时。最后，他听从左右进言，于十二月刘邦至陈时，持钟离昧之首级前去朝会，岂料刘邦还是逮捕了他，载于后车。到洛阳后赦之，降封淮阻侯，使居长安。
从此，韩信常称病不朝，日夜怨望，居常怏怏。他后来与握有重兵的边将陈稀约定，里应外合，准备叛乱。及陈稀反于代，刘邦亲率兵征伐，韩信托病不从，依原计划准备响应陈稀。他与家臣谋，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兵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却被手下一个舍人的弟弟告发。吕后遂与萧何设计，称陈稀叛乱已息，令朝臣入宫庆贺；韩信惊悉此讯，勉强人宫。哪里想到，一入长乐官，就被斩于钟室。由于《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的记载，韩信留给后人的形象便是计较个人得失，闹分裂，谋叛乱的阴谋家，他因谋反而死势在必然。
与此相反，有的学者认为，韩信谋反一说并无实据。首先，韩信无意叛汉。在秦亡汉兴的过程中，韩信为刘邦的帝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多次援救刘邦于军情危急之时；拒绝自立为王的劝诱，并说：“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以娜(向)利倍(背)义乎?”及至闲居长安，丧失兵权时，他反而心生异志，岂不违背常理?第二，汉高祖十年(前197)，陈稀举兵反，刘邦率兵击之，十一年破陈。其后，发生了所谓韩信谋反事件。此时陈稀已败，何以里应外合?第三，韩信谋反事件的告发者，是韩信属下一个舍人的弟弟。那个舍人得罪于信，信将其囚禁起来欲加诛杀，舍人之弟遂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如果韩信真欲谋反，能将此秘密泄露给一个罪徒的弟弟吗?
有的学者指出，韩信之死，是由汉初统治者的预定国策所决定的。刘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封七名功臣为王，史称“异姓诸王”。他们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是统一的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为了帝位永固和刘氏天下的安全，刘邦必须为子孙后代扫清道路，那些功臣必然成为‘‘家天下”的牺牲品。异姓诸王中，长沙王吴芮势力最小，封国又僻远，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起缓冲作用，因此幸免于杀戮。其他如韩王信、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由于刘邦怀疑、逼迫，以致走上反叛道路，最终被消灭。梁王彭越、赵王张敖则如楚王韩信一样，既无反状，又无他罪，却都以谋反为借口被杀。如果韩信是庸庸碌碌，谨小慎微者，或许可如吴芮一样免于一死。而韩信恰恰是“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良将，功高震主，刘邦怎能不视为喉中鲠骨?韩信之死，就如韩信本人所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广汉高祖“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既定国策，应是韩信之死的根本原因。
韩信缘何而死?学者们至今各执一端，难分高下，并将太史马迁也牵人了争论。反对韩，信谋反说者认为，所谓韩信谋反是司、马迁撰史时故意留下的疑点造成的。司马迁明知韩信蒙冤而亡，但在专横跋扈的汉武帝时代，不敢直书其事，便留下有破绽的记载，让后人评说。坚持韩信谋反说者则认为，怀疑司马迁的记载没有根据，因司马迁看出韩信怀有追求功名利禄的欲望，故记下他“能忍夺军徙王，而不能忍夺王贬爵”的结局，还在论赞中补充了韩信在贫困时犹于高敞地葬母，令其旁可置万家的故事，以见其志与众异，表明韩信谋反是其个性与志向使然。韩信生为人杰；死于非命，其死因之究竟仍有探讨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