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银行和咨询公司贝恩7日发布《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截至2012年底，我国可投资资产超过1千万的“千万富豪”超过70万人，相较2010年增长了约20万人，他们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达到22万亿元，同期我国个人可投资资产为80万亿元，千万富豪集中了全国近三成的投资资产。
中国千万富豪的人数还在增加，到今年年底，千万富豪的人数将达到84万，可投资资产将增加至27万亿元。当然，这个数字未必一定精确，但彰显出中国社会财富聚集的趋势。中国有13亿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自然会释放出中国社会超乎寻常的创富热情。
但不管如何，富豪人数和13亿人口基数相比都是微乎其微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数极少的富翁，拥有的财富量和投资资产，却又折射了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和收入分配不均的尴尬。这无疑让普通人感到沮丧和充满挫折感。
市场经济是好，因为它给予了所有普通人以愿景和期冀---每个人都能成为千万富豪。但事实上这种愿景是虚妄的，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则意识和法治水平还有待提升，那些有幸成为千万富豪的人们，很容易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有能力和资源，利用法治上的瑕疵和规则上的瑕疵，和权力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特权。所以，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现在不是变得更快，而是出现了富者恒富贫者愈贫的残酷现实。近年来曝露出来的众多“富二代”和“官二代”的糗事，足以说明一切。
现代法治社会，最可怕的就是“仇官”和“仇富”。中国社会，恰恰浮荡着“仇官”与“仇富”的魅影。这不是中国民众偏狭而是富人和官员的不当行为所致。合法、合理、合情创富，是让人尊重的，但中国富豪们有多少能够衬得上这个“三合”值得关注。公共权力，本职就是为民谋福祉，是公民的公仆，体现的应该是全方位的公共性。但公权僭越法治，公权侵凌权利，公权与资本合谋，却是公众常常观察到的怪现状。在新媒体崛起的时代，公众利用舆论场监督和揭露的社会丑恶现象，也大都离不开“权”和“钱”二字。
用流俗的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若中国富豪和官员的形象在公众的评价中一直处于被诟病或嘲讽的水平，中国社会不可能升华到合乎法度的市场经济，而只能是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
因此，在现实的情境下，中国千万富豪的数量越多，并不能激发民众的自豪感，只能触发公众挫折感。只有公共权力充分自省，意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并通过高效稳妥的公共政策设计，让市场经济沿着公平理性的制度轨道运行，才能让这个社会祛除“仇官”“仇富”的情绪。而现实却是，抚慰社会民生的制度框架似乎拉了起来，但是执行过程差强人意。而一些平抑社会收入分配不均和不公的制度性举措，依然面临着利益群体的阻滞，譬如收入分配改革的步履维艰，譬如养老金双轨制的破局之难，还有针对富人的财税政策设计的缺位等等。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满眼都是问题，悲观以对没有意义，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抓手一是治官而是均富。治官是使权力从人治特权升级为法治平权，只是当务之急，公权力中庸公平，市场就平顺健康，社会就理性平和，公众就没有怨气。均富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让创富之道合乎规矩，让富人在法治的规律下增强社会责任感，在财税制度的约束下，养成回归社会的责任心。更重要的是，均富要让全体国民都能看到真正的创富希望。
所以，仅仅分析千万富豪在中国的数量增加，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和公共权力的公共品性和社会民生的质量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