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国当下的金融风险因素正在积聚，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又可能消解危机，未来的前景取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再平衡。
近期，各界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与担忧可谓空前。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各路专家不仅担忧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死灰复燃，更是将焦点转向中国影子银行和政府债务的安全性。此前野村证券就直接指出，中国已经具备与欧美日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相似特征。虽说“唱空中国”是国际投行的“别有有心”和“惯用伎俩”，但这次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金融系统的确出现不祥之兆：虽说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普遍位于1%以下的安全区域，但不良贷款余额却普遍以两位数甚至三位数（如平安、浦发等）的速度增长，增速令人咋舌；更让各界不安的则是影子银行这个重磅炸弹，其规模被普遍预估为20万亿～30万亿元，相当于GDP的半壁江山和银行贷款的三分之一。鉴于影子银行“庞氏骗局”的色彩较浓，银监会也坐不住了，开始发文件整顿，国内银行股也接连遭遇重挫。由此，中国式金融风险是否会集中爆发，就颇值得细细深究。
这些年来，各种“唱空中国”的危机论调竟然都没兑现，这本身就耐人寻味。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国企危机转化为银行不良贷款，学界断言“中国的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此后国企改制、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和银行上市融资的改革红利却将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推向全球巅峰；近十年来陆续有专家唱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但刚性需求却支撑着房地产的火爆到如今都未熄灭；两三年前地方政府债务浮出水面，郎咸平随即预言“中国债务危机正式爆发，政府要破产”，却不料地方政府债务借道影子银行得以喘息。虽然各路专家的预判既有经典经济学逻辑的推导，又有历史经验和现实数据的实证，却每每对危机看走眼。因为危机本身就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是动态发展与自我调整的过程，以孤立静态的分析框架和“以过去照亮现在”的思路来预测未来，自然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毕竟“上帝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而且历史也不会简单地重复，正如不能以过去“看空中国”的论调都落空了，就据此断定未来也不会发生一样。
可见，要预判金融风险的未来前景，还需基于全息全维的动态考量才能探知一二。不可否认，当下的中国金融正进入各种危机因素的堆积期。一则，市场经济有着金融危机的内在宿命。金融从货币中介走向自循环，本身就蕴藏了从膨胀到危机平仓的内在逻辑。当金融理财的体量较小、题材概念有现实红利的支撑，以钱生钱的游戏尚有腾挪的空间，而一旦金融过度膨胀、概念被过度透支，则击鼓传花的游戏就会演变为多米诺骨牌的坍塌效应，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透支了次级债的繁荣。当下中国的金融大混业浪潮也是缘于金融内在膨胀的逻辑，而一旦理财产品过度膨胀，并透支各种概念，也难逃金融危机的宿命。二则，实体经济去产能将埋下金融地雷。近期，无锡尚德的破产让不少银行的贷款打水漂，而这不过是实体经济去产能转化为金融地雷的冰山一角。过去，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都经历了从产能大扩张到产能大过剩后的工业去产能，未来商业地产的过剩也将助推去产能化浪潮，由此金融系统的坏账和烂账也将水涨船高。三则，政府过度的债务风险隐患正在积聚。在宏调思维的主导下，政府救经济却让自身背上沉重的债务压力，光铁道债就高达2.6万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更是将近12万亿，“拿什么来还债”成为明天的重要命题。四则，信息化与全球化放大金融的黑天鹅效应。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资本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分散性和隐蔽性，从而颠覆了政府传统的金融管控模式，一旦黑天鹅事件爆发，便迅速大范围传播。中国追随西方金融路线的同时，金融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在迅速增加。
虽说危机因素正在积聚，但对冲危机的因素也同样存在，“中国特色”可能消解金融危机。
一、强大的行政力量可以给危机补窟窿。虽然“大政府”导致低效率和潜在危机，但同时也是堵截危机的力量所在。相对于西方，中国式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强有力的行政监管与宏观调控、庞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都是为危机补窟窿的潜在弹药，就连擅长做空的索罗斯都盛赞中国的金融管制，表示“很放心”。
二、改革空间释放危机缓冲的空间。一旦危机露出苗头，将倒逼市场化改革提速，从而释放制度红利，如温州的高利贷危机倒逼民间金融改革的试水，这种以改革来缓和危机的“特色”在西方却难以寻觅。
三、战略纵深提供危机缓冲的余地。中国曾依靠从沿海到内地的战略纵深推动产业转移，而如今的人民币国际化又增添了从国内到国际的战略纵深，金融承受外部冲击的同时，也开辟了向外转嫁危机的渠道。
四、新经济(310358,基金吧)与金融的嫁接化解危机隐患。事实上，中国正在成为新经济的弄潮儿，2012年中国授予的专利同比增长25%，创新的威力可见一斑。一旦新经济与金融得以结合，虚拟货币沉淀到实体经济中，也就解决了“钱到哪里去”的苦恼，化解货币自循环的危机隐患。
显然，金融风险爆发的前景如何取决于上述正反两大力量的较量。这两种力量都是长期存在且自我强化的，因此，不可能出现一方完胜另一方的状况，而只会是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格局。中国式金融风险的前景也就呈现为“整体横盘，局部危机，消化与转化并存”的基本态势,难以出现全面的危机。首先，有些领域的危机爆发不可避免。这往往是那些游离于行政管控之外的领域，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野蛮生长，并遭遇盛极必衰的疯狂洗牌，如民间金融的高利贷、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淘金贷、优易网、众贷网等P2P网贷最终都纷纷倒逼。其次，有些领域的危机以“市场平仓+政府兜底”收场。如光伏危机中，江西地方政府就以财政兜底（如垫付工资等），但怎奈窟窿太大，政府力量也是杯水车薪，还是敌不过市场平仓。影子银行量大面广，一旦引爆后果难以想象，政府同样不会坐视不管，但一些泡沫严重的理财产品还是难逃被蒸发的命运。最后，有些领域的危机以内部消化和外部转嫁的形式来化解。如铁道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等领域，政府本身就是金融的参与者，无法容忍危机的爆发，将会走“行政力量+市场化运作”的路子，要么是靠财政注资、增加税费实现危机的内部消化，要么是搞债转股、资产剥离来转化危机，如从股市上圈钱来填补窟窿。但这些只是权宜之计，若危机的根子不除，日积月累之后，发达国家眼下的债务危机就将是中国未来的前车之鉴。
可见，无论金融的风险因素以何种形式收场，都离不开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之间的抉择与平衡。因为，中国现存的危机和未来的潜在危机，既有市场化过度的成分，又有市场化不足的成分，归根结底是没能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各自边界。由此，危机爆发与应对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失衡与再平衡——政府是选择行政干预来对冲市场力量，还是让市场化的危机来自行清理，还是以危机倒逼市场化改革，平衡政府与市场？按理说危机会倒逼市场化改革，但危机之后的温州金改试点对外以市场化示人，内部却依然是行政管控，金融领域的国民待遇还未开始兑现，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的障碍犹存。由此可见，局部的危机很难对金融市场化有实质性松动，非市场化因素所累积的更大危机，才能真正推动未来的市场化改革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