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国专栏作家安德烈报导，法国中国问题专家Jean-Luc Buchalet 和Pierre Sabatier去年出版了一本书：《中国，一颗定时炸弹》。两位作者书中描述了业已启动的机制将会导致中国在未来三年发生不可避免的经济增长事故。作者笔下的中国犹如一列疾驶的没有司机的高速火车，濒临翻车的边缘。安德烈首先在按语中说：“中国的统治者会成功吗？这个疑问在许多国际社会的领袖大脑中挥之不去。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和他领导的新班子刚刚成为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的掌舵人，而这艘巨轮正驶向越来越动荡的深水区。无论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环保层面，多年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而且越来越尖锐。况且，还有一个新出现的也是十分严峻的问题等着习近平去解决：地缘政治。”
安德烈概括了这本书中关于中国为什么是一颗定时炸弹的主要观点：
一，唯利是图的中国与西方无知的中国热。作者认为，中国把竞争优势与侵略性的货币政策绑在一起，年增长率10％，但实际利率维持在负面水平。同时，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大约38％左右。入世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使其央行拥有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存。面对这种自私的政策，西方人却表现得令人吃惊的讨好，在没有任何制衡的情况下接受一切。
二，这种经济特征和非常富有侵略性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普遍性的泡沫化。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当局没有在开发内部市场上下功夫，而是在2009年推出振兴经济的超级投资计划，鼓励银行向所有大工程投资。仅仅三年，中国的国债水平就赶上了工业大国，占中国GDP的222％，欧盟这一比例为220％。中国的公共债务占到GDP的69％。这种超级投资症最严重的体现就是经济过热、爆炸式的公共和私人的房产投机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其比重在2011年占GDP的15％，而西班牙也只占到12.1％。这使得中国今天实际上处于美国发生房贷危机之前的状况。
三，中国社会失去了参照的标准。财富集中在只占国土14％的沿海地区，地区间的不平等加大。大量农民涌进城市加速了这种不平等。这一机制目前已经走到尽头，民工快要枯竭。中国的王牌―便宜劳动力正在消失。人口增长放缓，特定人口政策导致女性人口减少，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枚定时炸弹。另外，增值分享全球最低，灰色收入占GDP的20％也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还表现在乡村或者来自乡村的孩子与城市孩子在入学和受教育的机会上。中国的教育制度比起亚洲邻国落后的多。
四，土壤严重损坏，食品质量下降，越来越依靠外部供给。加之过分消耗能源，这都构成对环境的严重威胁，导致大气污染严重，成本巨大。
五，民主原则与个人自由缺席，中国至今仍然不是法治国家，这种情形导致革新精神缺席。同时，政治体制被腐败腐蚀，裙带关系，行贿受贿盛行。
除了介绍这本书的以上五点，安德烈的文章接着写道：时至今天，作者还坚持他们的这一观点吗？两位中国问题专家的看法并没有丝毫动摇，他们五月初在法国大报世界报撰文指出：“我们最近在中国的旅行更加强化了我们去年提出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似乎放弃了从德国模式汲取灵感的工业，而走上西班牙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的三大支柱就是依赖借债、房产以及建筑领域。问题是，在这一纯粹的、中国式的循环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现在又加上了直到现在仍然难以说清的另外一个巨大的空间层面，这就是一种几乎如同宗教信仰般的高人一等的意识。一种新出现的傲慢反映出的却是难以掩饰的获取霸权的企图。综合以上因素来看，法国和欧盟应该立刻丢弃那种国际关系中的超凡入圣的视野。从而采取一种适应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做法，这个新世界的特点就是紧张和动荡持续不停地增加。
安德烈介绍说：两位作者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完全来自不久前对中国各界的一份实地调查。这是一个并不十分符合常规的调查。调查地点在上海地区，调查对像包括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他们分别来自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从毫无权力的平民到拥有大权者无所不包。谈话对像从平民到富豪，从民工到城市居民，有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出租司机、工人，私人企业的管理者、退休者。作者承认，从这一非正式场合无拘无束获取的信息，与一般意义上外国投资者传出的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官方媒体的老生常谈以及西方媒体的报导都有巨大的差异。有意思的是，他们所接触的调查对象，普遍担心短期内中国经济会发生问题。但是却普遍相信无论如何等待他们的国家的是这样的命运：重新变成全球第一强国，由此擦掉19世纪以来西方列国让他们遭受的耻辱。中国的工业正处于痛苦状态，当地的企业家告诉两位中国问题专家不要轻信官方统计数字。他们表示，自2012年年初以来，工业发展大大放缓。工业企业受害最深，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在大幅上涨的工资和无力把增加的劳动成本打入销售价格中挣扎。面对这种状况，众多企业家被迫放缓或者停止生产，朝更具投机性的领域比如房地产转移。他们向作者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从今以后是房地产。许多富翁的财富积累来自这些领域，最近四年创造的相当多的就业岗位也来自建筑业”。唯一的出路：投机，这一状况与西班牙2000年最初10年的情况极其相似。这一断裂出现在2009年，面对出口突然萎缩，中国政府决定向房产和基础建设领域大幅投资。这一政策很快见效。“出售土地使得地方当局税收增加，尤其增加了当权者的收入。建设房屋、高速公路、铁路、飞机场，创造了大批就业岗位，提供了工人的消费能力，提升了经济增长率，如此一来，缓和了社会冲突。”但是，一年来这一政策效应开始失色。因为不可能每年都能有2009那样的投资规模，建设工程减少，老百姓感觉经济增长骤然放缓，社会矛盾激化。
安德烈写道：作者认为，更长远地看，中国新领导层要面对的真正问题是家庭偿付能力不足，以至于无法使最近这五年完成的众多的房建计划和基础工程获利。比如高速列车常常空座，高速公路在中心城市之外往往是空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后会导致瀑布般的无力偿还的局面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金融体制正面临极端微妙的夹缝局面，一方面，当局的政策继续鼓励金融系统向类似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以及可以在短期内延缓社会冲突的领域投资，另一方面，不少投资项目在中期内会出现无力支付的接近破产的局面。不过，中国人相信政府领导经济增长的能力让两位作者深受震惊。几乎他们所调查的人都相信，“权力阶层保持着领导经济发展、并且不会引起社会震荡的能力”。这些人甚至表示，“2012年出现的经济大幅放缓其实是当局所要的，从而为2013年房地产市场重振、经济复苏做好准备”。然而两位作者认为，很遗憾的是，新政权今天运作的空间极其有限，最终给老百姓带来的失望或与其期望值相当。
两位作者调查的人群中，普遍有一种失去原来地位和不平等感增加的感觉。与西方人所相信的不同，“中国的中产阶级觉得比起五年前要穷了”。为什么，因为工资增长的速度比生活成本要慢得多。尤其房价，食品价和能源价涨得很高”。房子、食品和能源占去了中国家庭预算的50％。作者认为，中国当局并非不了解实情。短期内，他们最主要的担心就是害怕地区间的不平等呈爆炸性增长。但是，在交谈过程中，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可以限制这种差别的措施。问题提出来了，但是没有处理的办法。面对食品不安全和精英层盛行的裙带关系，中国人普遍感到灰心丧气。首先，中国人对自己生产的食品根本不信任。面对食品危机，作者发现两种反应：或者购买外国产品，接受为吃饭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当他们有能力的时候；或者表现出令人不安的接受命运的安排：“我们互相毒害，我们知道，但我们能做什么？”同样，许多人对当局的意愿表现出一种犬儒主义的观察，当权者常常被视为是“野心勃勃的寡头，利用权力发大财而且要发得越快越好。”为了消释百姓日常生活遭遇到的内部问题，政府系统化地寻找替罪羊，把舆论向别处引导，比如找一个外国替罪羊。另外，称霸的欲望越来越明显，这一点是从经济危机发生以来真正发生的变化。陶醉于他们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尤其跟欧盟经济的停滞和美国反覆出现的不振相比”。两名法国学者遇到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精英们放弃了他们传统的节制：“中国找回历史上本不应丢失的全球性强权地位的时候到了，并采取与其未来领袖地位相应的行为举止”。中国人对于与邻国发生的摩擦所做的解释也凸显了这一观点：“这是挑衅，侮辱，我们对此还没有办法反击”。但是，五年后，中国重新成为超级强权，将粉碎这些包括越南、菲律宾和日本在内的“小国”的挑衅。在这些表达后面，明显感到一种面对“曾经把中国推向深谷的西方国家”的巨大的要复仇的渴望。
两位作者指出，总而言之，这里当然涉及的是一场走向超级强权的赛跑，这场战争已经在经济、金融和货币领域打响。北京的领导者们似乎正在一步一步把这一战争向他们所说的核心利益领域扩展。并测试在不引起外国反对的情况下一直可以走到那种地步。作者最后问道：中国目前的情形是否在向我们提醒1937年发生的苏台德事件？但是，无论发生什么，对欧洲人最合适的恐怕是睁开眼睛，抓住目前中国发展模式孕育出的地缘政治风险问题。作者最后说，“让我们回味马尔罗1972年的讲话：‘中国的政治外交是一个成功的谎言，中国人自己也不相信。他们只相信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