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迹象显示，中国社会正普遍蔓延著一种绝望感。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对体制绝望，对执政者绝望，对反腐绝望，对信用沦丧、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绝望。人们的绝望感和绝望可能导致的后果，已然成为习近平无法回避的难题。
法学家贺卫方在5月9日接受共识在线访谈时谈到了社会上的几种绝望感。如，老百姓对政府对司法绝望。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等方面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处讲理，无法诉诸于司法解决问题，只好上街、上访、自焚。“我觉得一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让自己的国民都是有这样一种绝望感，实在是太可怕了”。
对整个社会信用沦丧绝望。贺说，政府对像清华大学朱令案这样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件根本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令老百姓绝望；专家参与有毒食品的研究和生产，令人绝望。他说，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种信任，“谁是我们信赖的？领导人，我们不相信，领导人说的话我们不大相信。行业协会，我们不相信。报纸，我们也不相信。网络，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也不知道信谁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任丧失的状态”。
对反腐绝望。“一个国家的腐败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可是习近平反腐却要“靠洗澡、照镜子、正衣冠、学习、整风”，贺说，“多少年来就这么整过来的，越整越严重，这条早就已经不灵了”，如果实施新闻自由，有效监督，公布财产，由中立机构进行严格核查，特别是司法独立，腐败问题就能解决。但灵的办法，当局不愿采用，不灵的办法却不断重复，反腐哪里有希望！
这几种绝望感还可以从孙立平、于建嵘和张千帆等学者的文章和讲话找到类似的描述。《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罗天昊在他的“‘中国梦’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也谈到绝望情绪正蔓延整个中国社会。他说，当财富的来源不再取决于自身努力，而是取决于出身、特权等因素时，民众仇富，乃是对社会不公、机会不均的绝望甚至仇恨。
那么绝望感普遍蔓延的后果如何呢？这将使社会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各个绝望的阶层都有铤而走险的冲动。官员对现在的处境如坐针毡，怕被举报被双轨，又对未来的预期绝望，怕被清算，因此他们会不顾一切加速捞钱，同时拒绝改革。他们白天照镜子、洗澡，说些习近平爱听的冠冕堂皇的话，以蒙混过关；晚上则思忖如何尽快捞钱，如何把钱秘密转走，意欲逃离的裸官和裸钱将会因此而增加。
自由派知识分子是目前最绝望之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设想习仲勋的儿子会效法卡达尔或戈尔巴乔夫，但他们大失所望，此习居然比胡锦涛还要左。习在屡次讲话中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肯定，更让他们对中国政改前途从原来的乐观期望变为悲观绝望。这些人中可能会有人选择和体制合作，但也会有人在绝望中觉醒，和体制划清界限，即便最后会落到刘晓波的下场。
老百姓的绝望则是最危险的绝望，特别是那些来自“新底层阶层”的绝望。“新底层阶层”，如经济学家王小鲁所说，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体制外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
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底层社会如今弥漫着极度绝望。他们对政府的任何承诺和信用绝望，对没有机会改变命运而绝望，对看不到希望而绝望，对极少数权贵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导致他们无法在财富上成功而绝望。绝望中，只要社会上一有“风吹”，他们就会“草动”，他们会把憋足的愤怒和绝望转化为行动，转化成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体性事件。他们中也会有人加入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世界末日大竞赛，为了几张票子，不惜化身为魔鬼，专干伤天害理的事，使这个已经溃败的社会更江河日下。他们的行为固然令人发指，但试问，如果他们有希望，为什么要干这些绝望的事呢？
当这些绝望感像瘟疫一样迅速扩散的时候，新科皇帝习近平还沉浸在“三个自信”的“中国梦”中。一些学者也很自信，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爆发革命。但是从普遍弥漫的绝望感来看，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