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是温州陷入僵局的一个直接推手，但今天，它们也身受其害。
行长撤了一圈
“现在是千方百计降不良资产。”截至2013年3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率已攀升至4.01%。“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至少要在现有基础上乘以2，能不能打住都还难说。”2013年5月21日，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负责温州不良贷款处置的风控总监预测道。直到2011年6月，温州银行业不良率仅为0.37%，依然达到国际公认良好水平。
不良率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就小，事实上，温州不良率极低的原因是，民间借贷市场是银行风险的“隔离层”——企业资金周转不灵时，总能借到民间资金度过危局。2011年末，这一切戛然而止，央行收紧银根，银行瞬间“变脸”。承兑汇票贴现利率最高时逼近月息2分，而2009年宽松时翻了3倍，此外还出现名目繁多的变相加息，一夜之间，市场上钱少了很多，资金链断裂开始大规模涌现。
南方周末记者从温州市金融办获得的数据显示，2012年民间流动资本约6000亿，比2011年缩水30%。2008年民间借贷占社会融资总量6%，2011年这一数字急升至16%，而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这一数字回落至10%。铜加工厂老板叶健强深有体会，高峰时他的民间融资有1亿多，月息高达三四分，但从2011年底，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玩不转了，过去，在温州打个电话就能借到一两千万，眼下，“想借一百万，比登天还难”。
民间资金缺位，银行业资产裸露。银行过去短贷长投的风险暴露无遗，不良率开始节节攀升。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互保贷款。政府则千方百计地延缓问题爆发。2012年8月，温州市政府曾下发160号文件，要求银行“不宜申请法院查封”经营正常的担保企业资产和账户，“并且承诺不抽资压贷，以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如果银行要起诉互保单位，需要经过经信局协调。
但该文的约束力有限，紧要关口，银行依然争先恐后抽资压贷。为了当初一笔找上门来的1000万贷款，两年之后，叶健强不得不追加担保企业、追加个人担保，最后把厂里设备也通通追加了进去。
情急之下，政府又成立了应急转贷资金帮助企业“借新还旧”。以乐清为例，2011年11月成立1.5亿应急转贷资金池，截至2012年底，共有76家企业办理301笔应急转贷，平均一个企业4笔，累计总额22亿。
进入2013年，应急转贷资金需求激增。仅前四个月，已有40家企业申请应急转贷91笔，总额6.2亿，申请企业数量已超过上年的一半。“本来都是中小企业，现在一些大企业也来申请。”乐清经信局副局长徐立志说。
政府还想出办法帮企业增加可供抵押的资产。在温州，厂房违章建设比比皆是。比如，厂房批下来是6层，结果造成7层，竣工验收通不过，过去拿不到房产证。眼下的新政是，如果只是超面积的，处罚完发放房产证，或者产权证先发，违章那部分等候处置。“这样可以降低10%-20%互保比例。”徐立志说。
即便如此，以上措施也只得勉强救急，3月底是银行贷款到期高峰，十几家企业到经信局排队申领应急转贷，各家银行行长也纷纷赶到经信局，要求给他们的客户“先放一马”。“所幸还是勉强排过来了”，徐舒了一口气。
而此时，同为工业重镇的瑞安，一家国有大行负责人开始担忧，“瑞安转贷资金大概需要30亿，但政府不想出这个钱。”这意味着，6、7月份即将到期的贷款，可能出现大面积不良。
对温州银行业来说，2013年是“坏账核销年”。乐清当地一家银行高管不久前到温州参加一个由市政府、银监局、人民银行、法院等召开的联席会议，会上提到“今年金改年，鼓励核销”。市政府的目标是，“努力使不良贷款率在较短时间内，以平稳的方式下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力争不良贷款率控制在2个点左右”。
当然，为了拖延坏账爆发，银行对企业只得部分退让。“情况如同潮水涌上来，你说，海滩上的沙雕还能存在吗？”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支行行长反问，对于不良贷款，“银行现在做的，就是用手护着，千方百计保护它不被冲毁”。
护着的手段包括由银行出面和政府协商，“只要能付息，我都给你转贷。”上述乐清某银行高管解释说。不久前，对已经申请破产重整的森泰公司，大部分银行的口吻一致，“只要付上利息就行，其他动用政府资金。转贷资金他们去办”。
“现在是千方百计降不良资产。”上述乐清某银行高管说。因为对于银行高管来说，只要“今年不良再增加两个点，就一票否决（指走人）”。
但护不住的坏账已经显现，谁来负责？在温州，许多分、支行的行长已进行大撤换，平安撤了，光大撤了，华夏撤了，浦发撤了……“已经撤了一圈”。
“在总行层面，现在大家在谈问责的问题。这么大层面的坏账，谁敢说豁免？”上述高管补充。
对于新增贷款部分，银行更小心了，有的甚至不惜毁约。当地媒体报道了温州市长的一句话，“去年以来，我们组织了一批银企合作签约项目，总额达758.8亿元，截至2013年3月底，仅落实65.3亿元。”
银监会数据显示，2012年一季度，温州银行业新增贷款为137.29亿元，而2013年一季度该市银行新增贷款只有82亿元。新增贷款中又有一部分来自表外资产转表（比如承兑汇票转成贷款）及投向政府融资平台。
在上述联席会议上，政府单方面提出的加速降低不良的方法包括：只要法院受理客户的破产清算申请后，这笔贷款就可以核销，而过去都是案件终止执行之后，才可以核销；简化诉讼程序，银行不需要起诉、公告，抵押贷款可以直接实现担保物权，银行拿到房子然后卖掉。
“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一位参会银行高管说，这些是政府的一厢情愿。
为了多渠道消化不良资产，民间资产管理公司获准从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中分一杯羹。这一业务过去由国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把持。华峰民间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海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与工行温州分行达成了分别为2.7亿和1亿的不良资产收购协议，而苍南润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也与华夏银行签约打包1亿元不良资产。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2年他所在的投资公司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在温州“做了一些不良资产处置”。当时市委市政府很重视，还在市政府大楼设立专门的办公室。据他透露，浙江省级资产管理公司也正在筹备中，而这家省级公司将专门设在温州。
贷款的诱惑
这么多银行进来，这个地方就要死。
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温州一直是银行业的集体最爱，原因很简单，全国范围内，这里收益最高——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是普遍现象，风险最小——不良率一直控制在最低水平。
温州有很强的民间信用体系，温州商人嗅觉灵敏，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点。对银行来说，借钱给温州商人投机，或借钱给他们进行技术革新，目的都是为了盈利。既然资产市场能创造高收益，银行何必管那么多呢？至少，这个游戏在过去10年从未间断。
在这种错觉中，各家银行都将资源倾斜于此。在浙江，传统的抵押贷款方式——也就是将抵押物按70%左右计价发放贷款——已经落伍，在降低风险和扩大放贷之间，银行很快找到新玩法。
2008年之前，一种企业间相互担保的模式应运而生，在浙江广泛推广。这种连坐的担保方式极大地刺激了企业的资金需求，与此相伴，银行体系更加欣欣向荣。
温州建行的一位支行行长回忆：“一开始担保比较谨慎，信贷规模比较小。还是以抵押为主。”但四万亿之后，银行间的激烈竞争，更是促进了这张网络的生长。
“2008年以后，我在管审批，当时规定要大干快上，向企业承诺贷款规模，有条件没条件都放。信贷规模被撑大。”他说道。
同时，开分行的几乎蜂拥而至。作为温州下辖区县经济总量最大的县级市，乐清无疑成为必争之地。温州银行乐清分行行长杨敏彪还记得，1990年代乐清还只有“工农中建”和信用社五家银行。2006年当地开了11家银行，及至2008年后，乐清这个县级市已经涌进二十多家银行，这还不包括村镇银行。
银行开了就必须放款，否则利润何来？几乎各家银行，都对温州有倾斜，存贷比限制往往得以突破。一些银行高管回忆，高峰时，存贷比倒挂的现象时有出现。举例来说，一家分行在温州吸收到存款300亿，但放出的贷款为500亿，再加表外融资300亿，相当于吸进300亿资金，放出800亿贷款。
“不管你负债高不高，先贷给你，先做业绩。每家银行都这样。”一位当地银行高管说，“这么多银行进来，必然要拼命刺激。”
以2009年上半年为例，温州市银行业新增贷款710亿元，远远超过年初金融工作会议制定的全年500亿元的目标，这个放贷量是2007年时温州地区贷款总量的三分之一，更是超过2008年贷款的全年增量。
与贷款激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2009上半年经济增速仅为4.5%，位列浙江省倒数第二，且工业增加值为负增长。
而大量资金涌入，一些优质企业，不可避免地成为银行“营销”的重点客户。
各家银行为了拼贷款量，向信贷员承诺“贷出去有奖励”。上述银行高管回忆称，“本来在风控会上，企业的过会率很低，大量企业进入不了放贷门槛。但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就是变相要抢人家银行客户，互保成为一种普遍性条件存在。”
2009年之后，温州老板们发现工厂里突然多了很多信贷员。他们堆着笑脸，希望老板们“给点面子”。叶健强回忆，有通过政府关系的，也有托亲戚朋友找来的。其中一家银行把所有材料都备好了，过去签字就能贷出四千万。叶打算用这笔钱还掉另一家银行的贷款，岂料那家银行的支行行长却不同意，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个面子，不能还，如果还掉了没法向上头汇报。
2008年，森泰的银行贷款余额为2.3亿，2009年单年新增1.2亿，增加50%多。其中，接近70%的贷款，采用的是互保形式。而在乐清，经信局做了一个测算，乐清企业银行贷款中抵押贷款只占40%多，剩下50%多为互保。
在这场游戏中，银行的大肆放贷，让这些“明星企业”负债规模迅速高企，反而成为了杠杆率最高的“高危企业”。
对企业来说，钱少了糟糕，但钱多了更糟，天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拿了不该拿的钱，往往就背上不该背的债，于是，彼时的“金融创新”直接布下了今日的“连环地雷阵”。
银行也深受其害，赚钱最多的地方，最危险。反而是那些总部在温州的银行开始暗自庆幸，例如温州银行，因为受到银监会法人银行的监管，存贷比没有突破70%，受到的冲击较小。
新的药方
经济不恢复，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眼下，正是温州挤破信贷泡沫的开始，“这是一个还债的过程。”多年浸淫在银行系统的网友“江南愤青”评论。
还债的过程，需要对症下药的智慧。但看起来，新的药方还是以新债还旧债，以时间换空间，在滚动发展中渐渐解决问题。
2012年3月28日，温州获批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府希望借改革创新来破解“两多两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
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这样描述他想要设立的金融机制——“民间的借贷太活跃不行，在这个断层当中我们要填补，填补的方法就是要搭几个平台，小贷公司是一个，村镇银行是一个，还有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和民间资本管理中心。”
一年之后，在所有的措施中间，小贷公司是发展最快的。几乎是从无到有，温州市政府曾提出了《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计划2012年、2013年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分别增加至65家、100家。
在乐清，眼下小贷公司贷款月息接近2分，一般能达到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3.8倍，稍低于法定的4倍上限，贷款时限通常为半年至一年。
问题是，眼下温州哪些企业能负担如此高额的利息？“一般好的客户就走了，吃不消。有些客户没办法，说这么高我也得借，至少利息比市场上好。”乐清华信小贷内部人士说。
这意味着，这些款项很多时候被输送给了已经亮红灯的企业。以乐清华信小贷公司为例，公司2011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2亿。因涉及乐清四家倒掉的企业，到2012年底不良贷款“直接冒1600万”，不良率达5%，“现在要求70%资金要用在50万以下的小额贷款”。
“风险又在聚集了。最终企业要有利润出来支撑利息，小贷公司也是一样的道理。”佑利集团董事长胡旭苍说，“不然，就会出现使已经不行了的企业继续延缓，然后慢慢地形成更大面积死亡，连小贷公司都受到拖累。”
当地的民间金融专家、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创建人方培林则持相反意见。“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常常是救和不救的问题。如果不救，它就必然会死。”
从根本来看，比输血更重要的是改善实体经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正是希望政府能在此方面有更多作为。他说，“政策要解决根本问题，比如税负”。
“金融不是一个处方药，是一个润滑剂而已。政府应该想的是，如何帮企业减负。”“江南愤青”说，“经济不恢复，金改就变成空中楼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健强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