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媒体都在争论外媒报道的“40万亿城镇化草案遭否决”的新闻，业内人士纷纷辟谣。
但这个40万亿的数字还是吓到了不少人。从当年朱镕基总理西部大开发提到过的3.6万亿，再到温家宝总理在任期间的10-20万亿支持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现在一下子一个城镇化就弄到了40万亿，这个投资数字增长为何这么快？
背后有什么原因么？为什么在朱镕基之前的中国，并没有沿用类似的发展模式。而朱镕基之后的各任总理开启的投资型经济建设模式，究竟反映出了中国怎样的经济需求？
今天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现在的城镇化寻找理由，也不是批判过分倚重的投资，我的角度非常客观，只是将近15年来的投资型经济做一个总结而已，探讨几届领导人的发展思路的延续性。
对于最近15年的超大投资，这件事情能发生，我想分为两个面：一个是这么大的投资数字，国家怎么有能力让其发生？另一个是为何要发生。
第一个问题，必须要从分税制改革说起。在朱镕基接手之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危机时期。
当时的国家并非不启用投资计划，而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90年代初，中央赤字达到了历史极致，甚至为了以银行资本金填补中央赤字，中国出现了全球罕见的银行资本金为负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中国体制改革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1980年前后，我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的转变，规定地方财政每年仅需要向中央交纳定额的税收收入。同时，地方政府以免除企业的税款等手段将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最大限度的保留在当地。
长此以往，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状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由于没有充足的财力保障，中央政府在当时处于十分弱势的低位。
中央与地方财政盈余关系的倒挂在94年——也就是朱镕基上任副总理之年达到极致。中央没有钱，对于地方经济的调控就处于长期缺失的状态，而地方财政充盈，却没有权利，投资就处于长期缺失的状态。
恰恰是基于这种背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出现以国家为主体发动的大型投资计划。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94年朱镕基铁腕的分税制改革，直接从地方政府手中回收财政收入，分税制等于是削地方的权。分税制在诸多阻力下的成功推行，使得之后中央地方财政重新回到分庭抗礼的状态。
所以中央才有调控能力，才可以推进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等大局性质的投资规划。中央有钱了，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中央财政部，这也是之后能够连续十数年出台大规模投资计划的根基。
有根基并不意味着要推进大投资计划。大规模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的同时，其对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影响，对于消费的反向抑制，以及印钞所带来的购买力贬值等问题，一直为学界所诟病。这就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事实上是，朱镕基时代开始的大投资路线，恰恰是处于一种退无可退状态下的必然。
朱的西部开发战略，起步于98年，当时的中国在结束了财政上的倒挂问题之后，迎来了第一次由外及内的金融危机的波及。
94年开始，随着分税制的推行，深化改革的政策方向还有大规模的国企改革，随着改革深入，中国迎来了可能是改革开放后最大规模的失业潮，这个数据远远超过08年经济危机时的数据。
大规模失业带来的是国内的购买力下降，内需不振下，中国经济在94年开始逐渐转为外向型经济——依赖进出口贸易。深化国际合作也大概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既然中国要进入这种全球化的节奏，就要接受全球化的影响——无论好坏。恰好97年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海啸——亚洲金融风暴。
在风暴中外需对中国关上了大门，紧随其后的两年，产能过剩成为了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加之98年洪水，和94年开始的大失业。政府在新千年之前，面对着改革开放后，最困难的经济局面。
这种局面的出现，让朱镕基总理的投资路线成为必然。一次以国债为主要投资方式的西部开发，中央就砸下3万多亿资金，直接完成了消化过剩产能和促进就业两方面问题。并且在大投资的牵引下，中国当时良好地资本边际效率，让社会享受了长达十数年的高速增长。
有了西部开发的经验，中央才在之后的数年间，连续推出了振兴东北、新农村建设、中部崛起、新型城镇化等诸多投资主线。与西部开发的背景大约相同，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大投资，同样背负着不同时期背景下的必然因素。
08年的次贷危机，和11年欧债危机引发的至今尚未消退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都使得中央的投资计划成为了当时乃至于现在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特别是近年来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实际上是伴随着资本边际效率钝化的经济背景。
简单来说，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首要的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让农业现代化，解放农业生产力，这背后的一个作用是延缓了人口红利消退带来的外向型经济的受阻，为接下来的经济转型、新增长点的建立赢得时间。
应该说，中国从90年代之后的经济规划都体现出了中央更具大局观的发展模式，这种大局观的确立，恰恰是建立在朱镕基分税制改革带来的中央回收财政大权运动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否存在问题？当然有。中国既然选择了外向型全球化经济模式，就意味着要背负全球化的危机背景。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还并非是近几年展现出的这种形式。
比如从90年代来说，当时促进进出口贸易，中国大量进口原材料，这就意味着同样进口了出口国的经济特征，比如通胀因素。这样带给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巨大的。
一方面，中国进口通胀，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就会非常严重。另外一点，既然通胀被进口那么国内对应必然选择提高利率的应对方式，然而一旦利率抬高，又会造成国内外资本的利差，这种利差直接导致的，就是外资投资成本相对于国资资本要低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面开放市场，必然面临着中国市场大量被更具成本优势的外资抢占的问题——也恰恰是基于这种考虑，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一直没有开放资本管制。
特别是近些年，在全球性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资本管制的防火墙有效地保护了国内不至于进入恶性通胀的困境。
外向型的经济既然可以引发输入型通胀，那么相对应的也就存在输出型通缩。98年的金融危机，恰恰是以输出型通缩为基础的，出口受阻，大量产能淤积带来的通缩成为前投资时代鲜明的特征。中国经济在加入全球化之后确实越来越复杂。
不得不说，面对未来，新一轮的投资思路已经确立，城镇化也应该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包含了三届领导人不断延续和不断完善的发展思路，在中国渴求更加全球化的道路上，新的投资模式必然同样面临着过去输入型经济危机的问题。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说，崛起之路从来都是机会与风险并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