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主崽
1960年我出生在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样的地主家庭里，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怎一个苦字了得。上小学后，一起光着屁股玩耍长大的伙伴有了阶级意识，开始疏远、打击、侮辱我，因为我的太爷爷、爷爷是地主。我出生时太爷爷、爷爷都早已去世，可是成分却是世袭制，子子孙孙全是地主。城里来的一个知识青年，发现斗地主时有的地主比他的年龄还小，就试探着跟大队干部说，地主的孙子都是隔辈人了，怎么也叫地主？大队干部说，土改时的老地主都快死光了，他们不继承，往下阶级斗争跟谁去斗？后来听村里的老人们说，我太爷爷当年和家里的长工吃一样的饭菜，还掏钱给他们买媳妇成家。
我从上小学起成绩就好，语文老师王永春十分喜欢我，经常当着同学的面表扬、鼓励我。老师越是课堂上表扬我，同学们课后越是仇视我。放学回家，走到家门前的胡同时，他们就像天降神兵，不知从那里冒出来，土坷垃像机关炮一样密集地向我投射，然后喊叫几声，胜利归去。
夏天在水湾里游泳，我总是和新华、长全两三个贴心的伙伴躲在角落里戏水游玩，其他那些孩子就像潜水员一样，从湾底挖着淤泥，扎着猛子游到我身边，猛的露出水面，把淤泥狠狠垛在我的头上，然后哈哈大笑，呼喊口号。放学后，割猪草、挖野菜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几乎每次割猪草，我都被五六个孩子追着打骂。没有任何理由，就因为我是地主崽子，应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村南的田野地肥草茂，我几乎每到这里就被打得哭着回家，到家门口还得把泪擦干，否则让父母知道了还得挨一顿臭骂。多少次，我独自在西厢房哭得泣不成声。在上小学和初中的七八年里，我多少次想离家出走，甚至想到了死。现在我还经常梦里哭着醒来，成为我今生抹不去的痛。
有一年夏天，我独自一人躲到付家河西边的盐碱滩里割猪草。那里距家有五六里路远，本想应该是我自由的天地，可是那些好像和我上辈子就有深仇大恨的小伙伴还是追撵不放，很快找到了我，把我摁倒在地一顿猛揍，直到我发出哀求的声音，他们才很阳光地欢笑着离去。
上初中时，对欺辱近乎麻木的我，心底燃起了报复的火焰。生命对我这样的地主崽子没有意义，如此苟且，不如了结此生。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两个要好的伙伴，带着我三叔家的弟弟，十分反常地去南洼他们的地盘割猪草。那伙“阴魂”又来围攻我，我先发制人，把领头的黑蛋摁倒在地，脱下脚上的塑胶凉鞋，朝他的后背狠狠一顿抽打。当时我的镰刀被弟弟拿走，否则，我可能会要了他的小命。黑蛋像匹无羁无绊的野马，没有丁点屈服的意思，我解完恨后，准备离去，他却拿起镰刀朝我砍来，手无寸铁的我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姥姥家的村边才摆脱了他的追杀。跑到姥姥家村边，却不敢进姥姥的家门，在村子周围来回打旋。
天黑了，我往回摸。快到家时，看见家门口围好多人，仔细一听，是黑蛋的父亲、叔叔一大家人找我父亲理论，说地主崽子欺负贫下中农的孩子，真是翻天了。他们的大喊大叫甚至谩骂，引来村里好多围观的人。我知道闯了大祸，没敢回家，藏到晒麦场的麦秸堆里睡了一夜。天亮后，我准备离家出走。那时看过一本小说，写的是东北林场知识青年，经常啃口凉馍馍就接着劳动，有时还靠打猎为生。那是多么美好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天堂、世外桃源，我就想到东北大森林里去。我顺着徒骇河的堤坝向北方走，走了不到二十里路，就饿得走不动了，中午躺在树下休息一会，然后爬起来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又跌跌撞撞走回了家。
到家天已黑，我没敢进家门，钻进麦秸堆里睡下。半夜三更，父亲和哥哥姐姐们打着灯笼从麦秸堆里将我扒出。父亲一声没吭，踢了我两脚。母亲抱着我放声痛哭，哭声在漆黑的夜空里回旋。我经常怨恨我的父亲和哥哥，他们作为家里的大人，为什么不能保护他弱小的孩子，为什么我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到家还再挨打挨骂。
长大了才知道，父亲和哥哥们也同样受尽屈辱。父亲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扫大街，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哥哥们想替父亲扫街，大队书记不允许谁也不敢；晚上还要到大队部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会笑，也不会说话，像个机器人似的按设定的程序机械运转。大哥三十多岁的人了，也经常受到无端的欺辱。一年冬天到外乡挑沟挖河，劳工们集体从食堂把饭打回宿舍吃。下工回来，大家都很累，躺在地铺上休息，哥哥却还要去食堂打饭。一次，大哥把饭打回，还没分好，一个贫农子弟就抢饭吃，大哥说了他一句，他就大打出手。大哥连饭也没捞着吃，晚上躺在地铺上准备睡觉时又被他踢了几脚。给生产队打土坯，大队书记的儿子无端辱骂大哥，大哥因不服气哼了几声，书记的儿子就拿着铁耙追打。如今年近七旬的大哥每提起此事还两眼泪汪汪。
我经常独自一人在河西的盐碱滩上，像个被抽打的陀螺，打着转转冲天哭号，问不公的苍天为什么把我生在地主家。那哭声，那呼号，像马背上的长调一样在旷野回荡，像深夜的狼嚎一样凄惨悲凉。我的记忆里总是伴着哀哭，吃不饱就哭，哭就挨打，挨打就更哭。三哥比我大五岁，我记事时他已八九岁了，他经常哭得那么凄惨，父亲没一句温暖的话，相反总是在三哥身上练拳脚，好像他养育的孩子生来就是供他出气的布袋。细心的母亲问哥哥为何总哭，才知三哥解不下大便，便用细木棒从三哥的肛门里抠出满地的糠皮。二哥比我大八岁，从小鼻子经常流血，身体虚弱，家里没钱治病，也没有食物补养。父母不知从那里得来的偏方，总让我们到盐碱滩挖茅草根给二哥煮着吃，或许茅根里有些糖分吧。二哥十六岁那年，鼻子一次就淌一两碗血，经常出现昏迷。母亲给二哥缝补了一件粗布衣服，准备着二哥的后事。大哥抓住家里两只救命的母鸡，跑了五十多里土路，到县医院换了两付药回来，挽留住二哥的性命。
姐姐们更是爱哭，尤其是二姐，经常眼睛哭得跟铃铛一样。母亲重男轻女的思想是浸透到骨子里的，吃饭总是先安排他的儿子们吃饱，剩下的饭才轮到姐姐们吃。那时姐姐和哥哥们都是一起下地干活，收工回到家，姐姐们还得纺线织布，做针线活，饿着肚子夜夜围着昏暗的洋油灯缝缝补补。心焦的母亲有了委屈或怨气，就没有缘由地在姐姐们身上发泄。
母亲在外面是个有主见、敢说不的人。那时大队部每天晚上批斗五类分子，母亲作为地主婆也在批斗之列，但母亲敢不信邪，说：“俺娘家不是地主，两个弟弟都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我进了这个地主家的门，没享过一天地主家的福，凭什么批斗俺？”坚决不去。
在我印象里，父亲一辈子也没说过几句话，八个孩子从来也看不出他喜欢哪一个。从刚长出思想萌芽时起，我就认定父亲是个欺压人民、恶贯满盈的恶霸地主。他那冰冷的脸上从没有表情，尤其是到了晚上，微弱的洋油灯苗一跳一跳的，他卷缩在土炕上，拉长的脸随着灯苗的跳动在变形，我总是离他远远的，眼睛都不敢多瞅他一眼。上学后，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我就怀疑起父亲是个国民党特务，家里可能藏有枪支、电台。我经常留心父亲的举动，却怎么也没发现那些电影里的故事。
我从来不肯叫父亲一声爹。批斗地富反坏右时，我也和其他孩子一样斗志昂扬，高呼口号。上高中时，我逐渐认识到，父亲就是个老实得屁都不敢放响的农民，除了老实还是老实，除了忍耐还是忍耐，除了吃苦还是吃苦，忍气吞声和窝囊废这样的词汇用在父亲身上再恰当不过。有一次，父亲到学校给我送一布袋地瓜面饼子。他悄悄让一个陌生的同学把我叫出去，把那袋干粮交给我，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看着他骨瘦如柴的身影，看着他弓形的脊梁，我大声喊了一声爹，他回头笑了笑，步履蹒跚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笑……
我的二叔二婶从小参加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随军南下在福建南平国家水利发电工程局工作。文革时期，他们连封信都不敢往这个生养他的地主家庭寄。那时我奶奶还健在，天天盼他这个革命儿子的音信，经常站在门口朝南方眺望。二叔二婶是我唯一的自豪与骄傲，是我在伙伴面前炫耀的资本。我常想，二叔二婶若是我的爹娘该多好，遂萌生了让父亲把我过继给二叔的念头。可是给二叔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泥牛入海，想做革命者叔婶的儿子真是奢望啊。后来知道，那时叔婶也因家庭成分问题停职审查。
小时候我特别羡慕姐姐们，长大后能找个贫农的孩子嫁出去，虽自己的根不红，自己的苗今后却是正的。我常和姐姐们说，找婆家一定要找个祖宗八辈都是贫农的家庭，嫁出去就是重新托生，我要是变成个女儿身就好了。姐姐们就和我开玩笑，说弟弟长大了找个残废媳妇倒插门，给人家做养老女婿去。有一年大年三十，一家人围在一起包水饺，母亲叫我说：“建国，你也过来，学着包饺子——长大了找不上媳妇，娘以后不在了，过年自己会包，也能吃顿饺子。”我的二哥二十岁了过继给我二舅，就因为在地主家根本找不到媳妇。
一位出身地主的老人告诉我，那年月他在机关工作，隔不多久就让填一个什么表，因此落下个一填表就跑厕所拉稀的毛病，后来发展到只要见到带格的纸就浑身不好受。机关的办公用纸都带格子，他一见就起反应，去医院看医生，说神经性的，没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