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抢滩北京希同束手 恐吓台湾导弹狂射（1995——1996）（上）
十四届四中全会宣布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移交权力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当时邓小平的健康每况愈下。十四大上让多年的铁杆支持者杨家将兄弟退出军队，更是邓小平自毁长城之举。江泽民最怕的就是军队不跟他这个没摸过枪的军委主席走。如今，一方面元老们风烛残年，另一方面在军队中江泽民也开始有了亲信，江泽民开始盘算著把矛头指向北京市这个重要的政治滩头阵地了。
北京市是权力斗争的必争之地。如果不能把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警卫团的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毫无安全感可言。文革前毛泽东已经被捧上了神坛，然而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就是敢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拒不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令毛泽东不得不在上海出姚文元的单行本，并称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是在1966年5月16日，其先行动作则是于1966年3月底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解职。即使对毛泽东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党主席来说，要干大事也必须先掌控北京。因此，江泽民十分急于拿下北京。
1、与陈希同结怨
在干部选拔上，江泽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他不效忠的人都不用。这样一来，其政绩可想而知。陈希同在北京当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北京成功举办了亚运会，打通了二环路和三环路，北京市的面貌改观很多。相比之下，江泽民在上海执政期间，不仅毫无业绩，相反，他上台仅两年上海就发生菜篮子危机，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把能干的朱镕基调往上海补漏。在“六四”问题上，陈希同一直抱着敢做敢当的态度，而不是象江泽民这样一会儿镇压《导报》，态度强硬，一会儿又想向赵紫阳做深刻检讨，承认不该镇压。陈希同因此认为自己维护江山有功，至少在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应该再上层楼，谁料想却被江泽民捡了个现成便宜，心理自然十分不平衡。此外陈希同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常好，在1992年邓视察首钢的时候公开宣称陈是改革派，这些都给了陈看不起江泽民的本钱。因此，江泽民要想控制北京，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陈希同。
江泽民好出风头，忌恨心又强，对于看不起他的人，心胸狭窄的江是一定会报复的。对于陈希同，江泽民一直又恨又怕。江泽民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还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陈希同宴请赵紫阳的追随者胡启立。
江泽民当了儿皇帝之后，凡是跟着赵紫阳的人马都遭到了江不遗余力的清洗。对于江泽民来说，否定赵紫阳越彻底，江泽民的宝座就越有合法性。这种否定早已到了完全罔顾事实的地步。江泽民“当选”总书记的当天，就表示要挽回赵紫阳造成的“损失”，而绝口不提赵紫阳当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贡献。
江泽民深知赵紫阳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镇压”的问题上，赵紫阳的表现迥异于各位政治元老，甚至是各级党员，这使赵紫阳身上笼罩着为民请命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光环。而在赵紫阳当政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也不能不使民众对赵深怀感激。无论从民心、资历，还是政绩上考察，一旦邓小平让赵紫阳复出，江泽民从赵紫阳手中窃取的权力如何还能保得住？
江在上台后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对于改革派以及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人进行整肃。此时，陈希同偏偏“逆流而动”。
当时随着赵紫阳下台的还有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这三位是因“六四”下台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希同却并不避讳，秘密安排了胡启立与万里会面，地点就在首都宾馆。陈不但出面作陪，还到宾馆门口亲自迎接胡启立。
无巧不能成书，陈希同自以为安排得天衣无缝时，没想到被日本人捅了漏子。那天傍晚，正好有几家日本电视台和报社的驻京记者也去宾馆的日本餐厅聚会，其中一位走错了路，进了陈希同的包间，亲眼见到胡启立、万里与陈希同觥筹交错。陈希同当时以为闯进来的是日本商人，就没有理会，结果第二天那个日本记者就写了篇报道发表在日本报纸上。第三天，新华社内参又以《国内动态清样》形式，将消息递送到江泽民那里。这让江又惊又怒。江泽民惊的是，陈希同本来就资历甚深，能力颇强，现在居然和胡启立走在一起。江一时拿不准邓小平是否属意胡启立复出，并为重新起用赵紫阳打铺垫。江泽民怒的是，陈希同竟然背着江和江最忌讳的赵氏人马搞在一起，显然是故意跟江为敌。江泽民立即下令由中纪委出面调查。首都宾馆负责人证实此事后，江亲自给陈希同打电话，指责陈“丧失立场”，陈推说是应万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办。
江不敢得罪万里，只能自己生闷气。后来，邓小平亲自下令让胡启立复出，印证了万里与赵系人马关系密切。江泽民最怕赵系东山再起，因此对陈希同愤恨不已。
旧恨未去，又添新仇。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巡，陈希同早已知道邓小平力主继续并深化改革。陈在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间隙不断打出深化改革的标语口号，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改革言论，这都让投靠陈云和李先念等左派元老的江泽民十分不快。为了避免邓小平对江泽民不满的消息透过媒体泄露给民众，江泽民指令中央级报刊对邓南巡的报导，要遵循中宣部“统一报导口径”，不准擅自行动。
不料陈希同又先行了一步，他要求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尽快对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作出反应”。在陈的授意下，《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深圳报纸上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比《人民日报》还早了一天，令江泽民十分被动。在江泽民看来，陈的改革言论和表现，更凸显江的僵化和保守。江泽民对陈希同的痛恨又加深了一层。
不久以后，时任首钢董事长的周冠五又与陈希同等人安排邓小平视查首钢，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居然没有一人到场。邓小平当着首钢众多干部、工人的面说，我最近说的话有人听有人不听，北京市已经行动起来了，但中央一级还有人顶着不办。邓随后要求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这些话当时在江泽民听来简直如五雷轰顶。
江泽民听得背后直冒冷汗，通过中央办公厅责问陈希同为什么事先不向江泽民通报邓的巡视时间。陈反驳说中办应该向邓办了解邓的活动安排，而不应向北京市发难。江泽民受到顶撞后更是怒气冲天，气恨不已，从此更下定了倒陈的决心。
当年陈希同任北京市长的时候，江泽民是上海市委书记。但是做为京官，陈希同的消息要比江泽民灵通得多，江泽民也知道陈与邓小平、李鹏关系非常好，所以那时每次见到陈希同，都笑得很谄媚。在当总书记的最初两年，江泽民还算是夹着尾巴做人，至少对李鹏还很尊重，但在十四大倒杨成功后，江泽民的尾巴是一天比一天翘得高了。
陈希同是眼看着江泽民的这种变化的，也知道因为胡启立事件以及南巡事件，江泽民和他结下了梁子。根据陈希同的观察，江泽民绝对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江在1986年上海学潮后对那些敢于挑战他的学生进行秋后算账之事，陈也颇有所闻。既然得罪了江，出于自己安全的考虑，陈希同希望趁著邓小平还活着，把江泽民拉下马。
于是陈希同在1995年初联合了七个省委，给邓小平写联名信举报江泽民。这封信的内容外界并不知情，邓看后没有发表意见，却把信交给了薄一波处理。“六四”之前，八大元老在商量赵紫阳的接班人问题时，邓是想让李瑞环或者乔石上的，薄一波当时极力推荐江泽民。邓小平也是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再换一茬总书记，否则在1992年南巡后就会动手，但是他把信交给薄一波，也是想让薄一波看一看他推荐的江泽民是个什么货色。
薄一波是整人能手，惯于投机钻营，过河拆桥，落井下石，在高层里口碑甚差。其中有一件事最说明问题。1979年给薄一波平反出狱的是胡耀邦，当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使薄一波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的还是胡耀邦，但1987年1月15日薄一波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力主让胡耀邦下台。
薄一波看到陈希同这封检举信，不但不想继续往下追究江泽民的问题，相反还暗自高兴抓住了江的把柄，因为这就等于抓住了江的权力，可以好好利用和要挟江，为儿子薄熙来和亲信等加官晋爵。
于是薄一波把江泽民叫来，一言不发亲自把信递过去。江看过举报信内容后，脸色发青、一身冷汗、战栗不已，当场哀求薄一波在邓小平面前为他美言，保住自己总书记的职位。薄一波表示尽力而为，并授意江要想以后不节外生枝，就必须把陈希同搞倒，做法上可以先从陈希同的周围下手。江泽民点头如捣蒜，连连称是。薄熙来日后飞黄腾达，全靠其父薄一波与江泽民的这层特别关系。
2、扳倒陈希同
1994年年底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邓小平权力的无保留移交使江泽民认为倒陈的时机已经成熟，只缺一个机会。1995年初的举报事件，更让江感到必须立刻动手。
曾庆红给江泽民出主意，在元老凋零之后，他们的子女会拉帮结派，或许对江的权力也是威胁。但这并不足为虑，因为这些太子党们忙着钻政策的空子发大财，只要祭起反腐败的大旗，太子党为了躲过公、检、法和中纪委的大刀，就不得不向江泽民表示效忠。
江泽民本来准备让江绵恒、江绵康两兄弟以及江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和八杆子内打得着的亲戚们在十四大之后都进入中央部委或成为地方大员以维系自己的权力基础。现在考虑到要用“反腐败”的名义清理政敌，只好让他们先等一等。待到政敌清理完毕，“反腐”告一段落的时候，空出的一些位子正好让自己的亲戚拾遗补缺。
江打好如意算盘，就决定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先从北京的副市长下手。经过一番精密的盘算，江泽民把枪口对准了王宝森。
一九九五年，首钢前董事长周冠五因经济问题下台，其子周北方也被捕入狱。北京市秘书集团受贿案被曝光，副市长王宝森在同年四月死在了北京近郊怀柔县一个叫崎峰茶的山上，官方的口径是王吞枪自杀。而实际上从现场的脚印、创口、火药、弹壳等线索可以看出：王是他杀而非自杀。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现场只找到了子弹头，而子弹壳是干警们用探雷器找到的，该子弹壳已经被踩入土里。王死的地方人迹罕至，事发后又保护了现场，弹壳被“踩入土里”只能说明王死的时候身边有人。据国安内部消息透露，这个人就是江泽民派的国安特工。
王宝森的死使陈希同慌了手脚。按照中共官场的规矩，什么能够报道什么不能报道，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喜好。然而王宝森的死既然通过中央电视台大播特播，这预示著权力斗争的风暴拉开了序幕。而周北方被判刑，让邓小平也不得不为自己考虑后事，如果与江交恶，邓家的后代也可能会成为被江整肃的对象。陈希同见自己的举报信送上去几个月，江泽民竟然还在台上，说明邓小平无意换马。至此，陈终于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了。
江泽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搞出的证据也不过是陈希同“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 22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表6只，名贵水笔4支，照相机3架，摄像机1台），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余元”（新华社北京1998年7月31日电）。这对于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领导人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说相当清廉了。陈希同为此锒铛入狱，因贪污罪被判13年，因玩忽职守罪被判4年，两罪并罚共计有期徒刑16年。
2003年底，陈希同因为患膀胱癌而保外就医。出狱后，陈写了五万字的申诉书，指控江泽民对他的政治迫害，称自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并举报江泽民父子的经济犯罪问题。陈说他曾与江泽民合伙做生意，江泽民儿子江绵恒非法转移国有资产涉金额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这也许只是陈可以透露给媒体的东西，隐藏的内幕只能等到陈可以自由发言的时候才有可能披露更多。
不过“反腐败”是为了权力斗争，如今在中国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看看大贪贾庆林、黄菊、陈良宇等人无一不是劣迹斑斑。中共的腐败，早已深入整个系统从上到下的每一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