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国际评级机构，最近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当前，日积月累的债务问题固然值得注意，但在广义货币（M2）超越百万亿元大关的大背景下，更需警惕的或许还是政府巨额债务背后正在累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M2存量呈“加速度”上涨，是不争的事实。2000年，M2余额约为13万亿，2008年为47.5万亿元。而从2009年起，M2每年跨越“十万亿”，仅用四年时间，M2增量就“狂飙突进”地突破了50万亿。
4月11日，央行最新数据显示，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本外币贷款余额70.49万亿元，同比增长16.0%；国家外汇储备余额3.44万亿美元。
M2呈“加速度”上涨，既同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关，也同中国开放式加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区域经济的无秩竞争不无关系。从某种角度看，地方区域经济的无秩竞争，在M2的“加速度”上涨中，甚至可说起着更加重要的“引擎”作用。
有金融常识的都知道，在M2的形成过程中，主要有两大关键环节：一是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过程；二是商业银行派生货币过程，即扩张货币使用权过程（商业银行对其负债货币在不断贷出、存入循环过程中的累加）。
中国地方区域经济的恶性竞争，不光在央行发行基础货币过程中充当着“引擎”作用，在商业银行派生货币过程中，也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引擎”作用。
央行投放基础货币，通常来说，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再贷款、再贴现、财政借透支、外汇占款。在中国，财政借透支和再贷款，曾是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
然而，《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的颁布与实施，中断了中国央行与财政借透支的关系，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也渐渐由“财政借透支”转为“外汇占款”。
随着外汇储备增加越多，人民币投放增长越快，外汇占款日益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甚至是唯一渠道。当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时，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就主要取决于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
而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则主要取决中国产品的出口。在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出口背后，除了出口退税的直接补贴之外，更重要的其实还有地方政府主导下，各地资源、环境、乃至生命健康过分让渡的间接补贴。
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体制是中国经济这些年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无序竞争，其最大的特点是不惜血本。这种不惜血本为中国赢得了海量的“血汗贸易顺差”，以及因血汗贸易顺差而引来的“噬血”的海外游资。
外贸顺差叠加海外游资，让中国外汇储备迅猛攀升。1996年突破千亿美元，2001年起进入大幅增长阶段，2001年末为2121亿美元， 2008年末为1.946万亿美元，今年3月末为3.44万亿美元。相应地，是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规模的越来越大。
央行是货币发行的法定单位，商业银行则是派生货币的主体。商业银行“派生货币”，是其负债货币在不断贷出、存入循环过程中的累加而成的。如果没有商业银行信贷的放大，尽管有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也不会有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譬如，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其国内市场信心不足，导致市场严重的“惜贷、惜借”现象，商业银行派生货币能力大幅下降，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坐直升飞机撒钱”背景下，仍出现“印钞印出通缩”的奇特现象。
中国有别于美国。借债搞政绩、风险极小，地方政府因此乐此不疲；财政不垮、贷款不烂，银行对政府性贷款情有独钟。这两者“一拍即合”的结果，成就了中国全球最高速的信贷扩张，让中国经济率先得以复苏，其背后代价则是政府债务的日益膨胀。
总之，在中国M2“加速度”上涨中，政府主导的区域经济竞争和政府主导的高投资下的信贷扩张，已成中国货币创造的主要内生方式。这种货币创造的内生方式，一方面让中国经济快马加鞭地一路狂奔，另一方面也让中国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累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