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夺嫡系清宫八大疑案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宗。无论是戏说还是正说，即使是国内外著名的史学家也各持己见，互不服输。本人是持否定说的（见附文以前发过的《雍正夺嫡质疑》），偶见一则消息似乎又验证了这一观点：
“康熙遗诏首次公示——雍正“夺嫡”之谜揭开
文学、野史加上电视剧，雍正皇帝是否夺嫡一直是历史学家和人们心中的一个疑问。原来解开这个疑团的关键性证据——康熙皇帝的传位遗诏就在台湾。这件重要的历史文件收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里，该研究所的文物陈列馆昨天重新开馆，并首次公开清代康熙皇帝传位遗诏，诏内写明了“传四太子”，与传说中的“传位十四子”有所出入，解除了多年来的疑团。
雍正一向以来都是历史学家的热门研究对象，而其一生中最为后人争议的，是他的继位的“正统”问题。民间便流传一些传闻，指原先康熙在临终前已写下遗诏，传位给十四子，后来给雍正发现，便偷偷把遗诏中“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 当然，这条消息可靠不可靠，所发现的遗诏是经雍正篡改的，还是原始的，都无从考实验证。但无疑给否定说又提供了一条相对依据。
附：雍正夺嫡质疑
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是清朝前期的三大疑案。三者之间，对政局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雍正夺嫡，且众说纷纭，互生疑异。多数人认为雍正属阴谋篡位上台，靠涂改历史、特务政治、残害兄弟、杀戮功臣维持政权，本来是康雍乾盛世，却不提雍正只提康乾，且有演义、影视、戏剧大加渲染。但也有人认为雍正属合法继承皇位，在康雍乾盛世中占据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本文观点倾向于后者，力图从几个方面阐明愚见，实为读史所记之点滴。
矫改遗诏之谜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为清圣祖康熙之皇四子，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即位，年号雍正。以后，世间始终流传有“世宗矫诏夺位”之说。按其所云：康熙病危之际，曾传旨召皇十四子允禵（原名胤禎，后改为胤禵，雍正即位后又随其他皇子将胤改为允，称允禵，以避胤禛之讳）进京，意在命他继承皇位。这道圣旨被胤禛的亲信隆科多得到并扣押未发。康熙传位诏书写的本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禎”，又被隆科多将十改为于，禎改为禛，变成了“皇位传于四子胤禛”，使四阿哥夺位成功。此说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其实根本经不住推敲：
首先，康熙要召胤禵由军前返京，按当时制度，负责传旨的应是内阁和兵部官员。而隆科多时任步兵统领兼理藩院尚书，根本无缘接触此类事情。
其次，按清朝典制，皇帝的儿子不能称某子，而应称皇某子。如果真有诏书，应写皇位传皇十四子胤禎，这时再把十改成于，则文读不通。
第三，即使改成皇位传于四子胤禛，其于字也应是於字，因为清代的于和於不通用，象遗诏这样重要的文件，不可能用错别字就可以遮人耳目。
第四，清代的此类诏书除汉文外，亦有满文并列，而满文是仿蒙拼音字形，根本无法通过添横加勾就能实现偷梁换柱。
下毒篡位之疑
关于康熙帝的死因，当时还有一种说法是：“康熙原拟传位给皇十四子允禵，圣躬不豫时，皇四子胤禛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胤禛就登了位。”说是雍正将乃父毒死，又与隆科多密谋，由隆科多假传遗诏才即位的。但这些说法至今未见到可信的史料依据，而能以反证说明问题的是：
康熙帝于六十一年（1722）十月二十一日去南苑行围，十一月七日罹疾，自南苑返回畅春园。因病，命皇四子胤禛代行南郊大祀礼。胤禛奉旨提前五日于斋所至斋，只得在十、十一、十二连三天遣侍卫、太监代为请安，本人则无法亲临父皇身边。康熙自己这几天也在静养斋戒，无论皇子或王公大臣一律不予接见，甚至妃嫔、宫女都不留在身边，此时的胤禛根本没有毒父的可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帝病情恶化，命从斋所召皇四子速来，而后召诸皇子和隆科多至御榻前口传遗诏，面谕皇四子胤禛即皇帝位。胤禛闻诏驰至，已刻方趋进寝宫。戊刻皇帝就因感冒、血管病突发而逝。从已刻到戊刻的五个小时内，胤禛虽三次进见请安（一说五次），但此时的康熙已无药可医，甚至不能言语，似乎没有必要下毒让其快点咽气了。况御医、侍从必定忙的穿梭，哪有他进汤下毒的机会呢？
隆科多系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之弟,即胤禛、胤禵的舅舅，其父佟国维又是康熙的舅舅。父子二人原依附皇长子胤褆，后又支持皇八子胤禩，是康熙所斥之胤禩党。这一伙在康熙晚年胤禩争储无望的情况下，转向全力支持胤禵取得嫡位。那么隆科多怎么可能在所谓皇帝病危欲传位给胤禵的情况下，突然转变立场，冒天大之风险而假传遗诏，为当时并不起眼的雍正篡位卖命呢？雍正即位后曾对年羹尧说过：“舅舅隆科多，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也，真正大错了”，这反映出隆科多与他的关系原本并不密切，而隆科多在康熙死后大力相帮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下毒说出自于《大义觉迷录》，系曾静道听途说所记，况经雍正朱批修改后刊行，如果是事实，遮人耳目都来不及，何以自惭形秽。但康熙驾崩，雍正即位按现有史料确实记录恍惚。可不可以这样推理：康熙生前并未曾想到会如此快的离开人世，故未作任何书面安排，病危时在皇四子胤禛未赶到之前，先见到隆科多，便口传皇四子即位之事，待雍正赶到后，他已没有重复的能力，忙乱之中康熙驾崩，隆科多才得以宣布大行皇帝口诏，它可能都没有想到皇帝会做出这样的安排，但又绝不会作出任何违背皇帝生前意愿的事情。
嫡位不实之证
雍正夺嫡的所谓被夺嫡者，即雍正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禵。要搞清雍正是否在康熙临终前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本应属于十四阿哥的皇位，则还应弄清康熙生前是否有传位十四阿哥的意愿，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胤禵原是以胤禩为首的“皇八子党”即康熙所斥之胤禩党骨干。康熙晚年对诸子结党争权深恶痛绝。他两废太子胤礽，拘押长子胤褆，声称“朕与胤禩父子之情绝矣”，甚至拔出佩刀欲杀替胤禩辩解的胤禵，后因皇五子跪抱劝阻，才改为责打二十大板，和胤禩一起逐出殿外。像这样属于康熙认为“形同狗彘之阿哥”一类的人，能被选为储君吗？
胤禵在康熙五十六年被特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军西征，驱准安藏。这曾被说成是康熙有意传位给他，故委以重任，加以培养，树其威信的证据，其实这是康熙为了把他和同党分开，并造成错觉，使其不再妄生事端之举。否则，康熙六十年十一月末，就不会在他还未得胜时就命他返京述职，此间，不但没有对他表现出特别的恩宠，反到命他于次年四月返回西陲军中，而这一年的十一月康熙就病逝了。如真有传位之意，年老多病的皇帝早该将其留在身边交代大事了，不可能再把他发到几千里以外去带兵打仗。
在康熙的头脑中“立嫡立长”的传位原则根深蒂固。他晚年虽废太子，拘长子，但仍把择嗣重点放在年龄居长的皇子身上，这就是皇三子胤祉和皇四子胤禛，并时常驾临二人府邸，派遣他们分担重大的礼仪活动。经过一段权衡和比较才确定其一。而排行十四的胤禵在正常情况下是很难被列入嗣君人选的。
雍正即位后说过“允禵平日素为父皇所轻贱”，康熙甚至告诉他们的母亲乌雅氏：“你的小儿子给你的大儿子当护卫都不够格”。这些话虽有雍正借以抬高自己之意，但尚不敢凭空捏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康熙对胤禵的基本评价。胤禵的爵位也不高，仅封到固山贝子（宗室爵位第四等），就象康熙斥胤禩时说：“你不过是个贝勒身份的人罢了”，而贝子比贝勒还要低一个等级，即使是大将军王也是领兵出征的临时头衔，只有待遇而无真正爵位。
合法继位之据
雍正在康熙生前虽然没有露骨的争夺储君之位，但也并非只甘心做一个辅政贤王。他精明谨慎，善于体察父心，八面玲珑地处理兄弟关系，对年过花甲的父亲克尽孝道，终于得到了父皇的赏识，病危之际“一言以定大事”决定由他继承皇位：
清代皇室封爵第一等为和硕亲王，康熙在位期间，只有三位皇子得到过这种殊荣，其中包括雍正帝胤禛，他于康熙四十八年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另有皇三子胤祉封为诚亲王，皇五子胤祺封为恒亲王。这两人死后，一个追谥为“隐”，一个追谥为“温”，可见都不具有王者气派。
雍正在康熙生前虽已形成一派实力，却并未结党，活动较为审慎隐为，不露锋芒。与其他有才能和野心的皇子比较，它和父皇的感情亲密，不曾发生过裂痕。康熙把圆明园赐他建造府邸，晚年又时常驾幸，同儿孙共享天伦之乐，并多次派他办理审案、查仓、复查会试等重大差务，命其代行重大的祭祀典礼，临终前的南郊大祀礼就是一例。
雍正的儿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大帝）深受康熙喜爱，晚年命将这个聪明伶俐文武兼长的小皇孙养育宫中（在这之前，只有废太子胤礽的二儿子享受过这种殊荣），又带其随驾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在自己的住处读书，并随同去木兰围场射猎，夸奖弘历将来必是大福大贵之人，皇家所指大福大贵多指为皇袍加身。这无疑给雍正的继位添加了一份重要的砝码。
康熙晚年事不称心，需要安慰，诸子多不靠前。独胤禛、胤祉时常陪父皇散心。康熙曾说：“诸皇子多令人视养，唯四阿哥，朕亲抚育”，并称赞他“诚孝”，谓曰：“性量过人，深知大义”，“拟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特别是康熙病重临危之际，得到了他更多的体贴，其孝敬深刻在乃父心上，这可能是康熙几年来一直对继承人迟迟未定，直至临终前才决定于他的最大原因。
有所作为之君
雍正帝四十五岁登基，在位十三年。在他上台后囚死、拘押数位兄弟，杀戮大臣及严刑酷吏。但是，对一个帝王的评价，不应把权力之争的手段当成主线，而主要看他所从事的事业，看到他继承父业有所成就，看到他作为康熙的继承人基本当之无愧：
他勇于任事，勤于政务，对自己的职务毫不懈怠，做到了今日事今日毕。十三年中他亲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九十卷，不下数十万言，没有印行的还有很多，且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后人评价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谕旨批答，皆非臣下所能代，曲折尽意，皆出亲裁”。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做到这一点还是很不容易的。
他黜奢惩贪，从我做起，约己以俭，认为：“世人论人者，莫不以奢为骄汰，以俭为美德者”。他从未去过承德避暑山庄，也未到过江南巡幸。他揭陵祭祖见沿途安放许多小缸，非常不满，亦对敬献象牙席之类的行为大不以为然，说：“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稀世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成之宝也”。他的严于律己确实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东华录》载时谓：“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并不是说真没有清官，而是清是相对不清而言，无不清也就无所谓请了，这话并不夸大。
他察吏安民，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若为钱粮紧要，民命尤属紧要，有民始有钱粮，能安民方能裕国”。大力推广垦田和水田种植，发展水利事业，实行豁免钱粮，仅江南一省一次就豁免一千一百六十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他还主张“通商裕国，通商便民”，改革税赋，十三年如一日，力图实现一个理想的农业社会蓝图。
他思维敏捷，计虑深远，历时十年，事涉六省，实现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即取消世袭土司，设置府厅州县，建城池，清钱粮，开发交通，广设学校，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推动了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此同时，出兵平定青海叛乱，设置驻藏大臣，再次用兵准格尔，又大大稳固了西北边陲。雍正年间，国家与沙俄、泰国、印尼等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措施得力，边境稳定，加上对外开放禁海，与邻国贸易经济也有所发展。一位日本学者曾说：“帝秉康熙疏节阔目之后稍加清理，遂创定清朝财政之基础。至后日盛运期之财政，实帝之所赐也，譬如农事，康熙为之开垦，雍正为之种植，而乾隆得以收获也”。这帝即指雍正，这评价也确实比较公允。
雍正帝于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去世，他去世很突然，是暴亡。但他接受了乃父的教训，确立了密储制度，早在继位当年就亲书并藏好了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的密诏，使弘历得以顺利嗣位。他留下遗诏，恳切希望大家都能“各秉忠良，屏除恩怨”，“卑皇太子弘历成一代之令主”。他的遗愿达到了，日后的弘历成了我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盛世帝王之一，而且完成了乃父生前无法实现的愿望，即为其父迫害致死和遭拘禁的几位叔叔们平反，结束了雍正朝的恩恩怨怨。但雍正帝给人留下的狠毒、阴险印象一直影响至今，雍正夺嫡之谜也一直不能真正解开。可有一点是应该也是可以明确的：不管雍正怎样即位，他毕竟结束了延续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代之久的储位相争问题，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确起到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团结，巩固皇权和稳定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一点的肯定不应持有疑异。
（本文有删改）
原标题：雍正夺嫡却无其事——清宫八大疑案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