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维园的烛光有多重要？分析指出，没有异议的国家不仅侵犯人权，也创造不出伟大的商业品牌。没有体制更新，城镇化也是空谈。
民调显示，今年港人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创97年以来新高，超过了09年20周年时的61.2%，达至62.8%。然而，参加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很可能下降。评论家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支联会六四主题中”爱国”引发的争论，将会影响香港民情。
文章说，“国”被党绑架，在香港已人所共知。“反国教”（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其实反的就是“党教”。在大陆，还没有被“愚”的清醒的知识人，也早看清楚了这个“爱国”含义。“天安门母亲”运动倡导者丁子霖也表达了对“爱国爱民”口号的不满，导致与支联会的一段纠纷，支联会常委徐汉光最终辞职谢罪，“爱国爱民，香港精神”也宣布取消，改为”平反六四，永不放弃”。
李怡说，同丁子霖的意见一样，“即使支联会不收回那个倒胃口主题，认同普世人道价值的市民还是应该去六四集会的”。
香港《爽报》发表叶一知的文章，认为了解现代中国必读六四。文章说，六四血腥镇压，彻底改变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尽管国际社会纷纷谴责和制裁中国，当权者仍选择一意孤行，将所有政治改革的诉求消灭于萌芽状态，加强对言论、集会、示威、思想的操控，以信息封锁令新一代无法得悉历史真相，以洗脑教育令新一代对政治麻木，强调经济成果，令民众只以金钱为唯一价值。
文章认为，香港越来越多人珍惜悼念六四的机会，因为自由得来不易。悼念六四，就是用烛光提醒世人这段惨遭屏蔽的历史奇冤。“每一个活动总有主办单位，而主办单位不可能赢得全世界的认同，参与任何活动，也不代表认同主办单位的一切。如果你认同，维园集会就是用群众烛光照亮黑暗的历史，便可出席”。
反对异议等于扼杀品牌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94%的美国人说不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任何一个品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想象力不及美国。“在角逐世界头号经济体的赛跑中，美国对中国至少有一个优势：我们塑造品牌的本事要强得多”。文章说，“中国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很糟。每隔几年就会有中国官员提出要采取行动，打造有号召力的品牌，结果永远是令人失望的”。
布鲁克斯说，创造出伟大品牌的人，通常都是在寻求满足他们自己内心的某种渴望，某种在更高的层次或更酷的朋友圈里生活的梦想。“最反感现有体制的叛逆者，可能走在市场潮流的最前沿。这些人一边卖东西，一边给东西注入一种更具诱惑力的精神联想”。
布鲁克斯认为，美国零售业的创造力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已经没有什么反文化可以借力了。“但是中国的麻烦更大。一个不欢迎异议的文化是很难在这个领域崛起的。一个鼓励人们生而顺从于权威的文化，很难做到这一点。一个权力阶层不会本能地寻求与弱势阶层对话的国家，很难在竞赛中不落后。中国若想卓有成效地塑造品牌，在经济食物链顶端展开争夺，可能还要经历更多的文化革命”。
城镇化需要新体制
有外电报道说，中国国家发改委最近提出的城镇化发展草案，安排未来10年相关的支出总额高达40兆元人民币，从而将把4亿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但该草案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否决了。发改委主管官员紧急出面加以否认，强调城镇化规划正在按部就班进行。台湾《工商时报》就此发表社论警示说，大陆推进城镇化切莫“误入歧途”。
文章指出，今年即将过去一半，城镇化政策的完整方案尚未公布，中国社会因而缺乏权威的主导性论述，以致政策解读纷陈，各地的实际做法也有很大差异。有部分地方诸侯错用方法，而使整体城镇化的推动方向“误入歧途”。
作者认为，其中最让人侧目的，则是有些地方政府已藉推动城镇化之名，大力发展房地产市场，意图把房地产热潮从市区带进郊区的“草根地带”。换言之，城镇化政策在部分地区，似被官方引申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机遇。
文章说，颇受关注的是，当前在城镇化的政策下，地方政府对农民多了一项补偿工具，即城镇户口的授予，意思是地方政府可以拿城镇户口，来交换农民原来的农地承包权。但是，有的新城镇谋生不易，农民搬到城里新房后，往往陷入了新的经济困局。
作者强调说，城镇化是一套新体制和新机制的建设工作，其中要有完善的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及促使两种设施协调运作的管理方法，也是一套“硬件精密配套”的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