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了什么，就会有什么样的回报。所以，人选择走什么样的路就至关重要。
傅作义女儿坑爹坑国的凄惨下场
凡是跟随共产党的国民党人都没有好下场。傅作义的女儿长女傅冬（原名傅冬菊）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的生存发生危机，急需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傅作义将军当时是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经常去南京开会，从他入手无疑是唯一的办法。24岁的傅冬接受了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回北平“看望父亲”，准备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虽然傅作义开保险柜从不回避女儿，傅冬也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白天不离身，晚上放在枕头下。
为了拿到这把钥匙，傅冬把脑筋动到同父异母的5岁小弟弟身上，她买了几块价格昂贵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了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上衣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傅作义下班回家，得宠的小儿子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并乘机拿走爸爸上衣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大姐傅冬。
傅冬菊年轻照。
就在傅作义又去开会时，傅冬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随后，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任务完成后，傅冬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让弟弟拉勾发誓，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党中央很快得到这个胶卷，中共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傅冬出卖了父亲，也出卖了国民政府。
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来，中共军队逼近北京时，是否把华北和60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感和现实状况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而傅冬不但无动于衷、毫无罪恶感，而且着急催促父亲赶快向共党投降。
当时，中共安排傅冬菊任天津《大公报》副刊编辑，让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设在天津黄家花园的“华北剿总”办事处，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中共，让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
她在劝阻父亲傅作义不要率部南下、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的同时，还把父亲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情报及时汇报给中共，以致使中共根据取得的情报掌握战机，下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及其所率部队困在华北。
中共通过傅冬菊提供的重要军事情报，一直掌握着和谈主动权。傅作义接受和谈的基点是为了北平千万百姓免遭涂炭及北平这座五朝古都大量稀世文物得以保存。
根据傅冬菊汇报的傅作义的思想、动态，中共最终作出和平解决北平的决定。秘密和谈阶段，傅作义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联系，利用的基本都是傅冬菊这条联系通道。傅作义以为中共只是找到大女儿傅冬菊来做中间联系，哪里知道女儿是个背叛父亲和国民政府的叛徒。
秘密和谈结束后，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这封公函措词极为强横、严厉。在傅冬菊接到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转来的这封信时，深怕“士可杀，不可辱”的父亲临时改变主意。于是，故意将这封公函放在了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的文件堆下面，让傅作义看不见。
1949年2月1日，即解放军入城仪式的第二天，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人民日报》才公开发表了给党涂脂抹粉的《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此时傅冬菊才不得不把此信原件从文件堆下面拿出来交给父亲。傅作义看过，当即痛骂女儿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实际上傅作义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退回一处给他女儿住，完全合情合理，但没人理这事。
傅冬菊临终那年是2007年，此时她已经卧床2年多，贫困交加，当年平津战役时期求她办事的许多人早已在中共里身居高位，还有不少是家属子女在西方民主国家享受赃款的裸官，哪个人说句话都能够改变她的处境，但直到临终也没有人去看望她。
她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她还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已经为时太晚。
傅冬菊到了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多次被报病危，没有资格住公费的高干病房，只能住“特需病房”，这种病房只要付钱，是个人就能住，每天住宿费400元，护理费自己出，两个护理员每天12小时一换班，每个护理员每月工资数千元。
只有退休金的傅冬菊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因为嫌付的钱少，关键时刻甩手走了。后来又找了几个干护理的，开口要价月薪5000元，两个护理员每月工资要支付一万元，傅冬菊及其家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组织”呢？没有因为她曾说服父亲放弃抵抗，让共产党没放一枪就“解放”了北平，立了特殊战功，而免了她的病房费，而是任她自生自灭。
最后，躺在病榻上的傅冬菊已经不能说话了，在2007年7月2日，党的生日的第二天，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不知她在咽气之前是如何反思的。
张学良胞弟背叛祖国被中共迫害致死
张学思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刊登了《八位出身特别的共产党人》，其中就有北洋军奉系首领张作霖四子、张学良胞弟张学思。张学思1916年生于奉天（今沈阳），辽宁海城人。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两天后被恨死他的日本关东军炸死。
由于张作霖不肯满足日本的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无理要求，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身受重伤，当日去世，时年53岁。张作霖四子张学思那年12岁，被中共迫害死时是1970年，仅比父亲多活一岁。父子俩都是非正常死亡。
1928年，12岁的张学思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1931年初到北平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因为是张作霖的儿子，所以1933年4月年仅17岁就被拉入中国共产党。遂受中共派遣，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1934年7月，经长兄张学良介绍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
在中共的一手操控下，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军事政变，逮捕了蒋介石，中共本想把蒋介石杀害，但由于苏联另有打算，命令释放蒋介石，于是蒋安全离开西安。当时张学良成了万人唾骂的“千古罪人”，为了表示歉意，他坚决要送蒋介石到南京。周恩来频频暗示他不要上飞机，但张学良还是跟随而去。张学良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在其有生之年，最痛心的是最喜爱的四弟54岁被中共折磨致死，后来中共使尽招术，百余岁老人张学良都未曾再踏足大陆一步。
西安军事政变后，因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不久获释继续学习。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联络东北军将领，进行活动。
1938年2月，东北军中的一些共产党被清除，周恩来把张学思召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说：武汉也保不住了，你在这里有危险，党决定让你马上从西安赴延安。分手时，周恩来亲笔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绝对保证张学思的安全，派人派车将他护送到延安。
周恩来这么宝贝张学思吗？当然不是，周恩来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能杀死，怎么会把张学思当回事呢？周恩来要看这个人有没有利用价值。不幸的是，他是逮捕蒋介石的少帅张学良的弟弟，就这个招牌，在中共建政前非常有号召力呢，所以他成了香饽饽！
1938年10月，张学思到延安后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队队长。1940年率队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任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1943年起任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兼第一科科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1944年调任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参谋长、第十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49年4月受命创建海军学校，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
中共非法建政后，张学思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53年37岁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1955年39岁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为了培养更高层次的海军将领，张学思被拟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但苏联方面却提出异议，说他是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不同意接收他去留学。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向苏方提出：“张学思在青年时代即背叛了家庭，追求进步，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共产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成长、经过考验的优秀军事干部，我们党一直很重视对他的培养。”经过周恩来说明，苏联同意了中方的决定。1958年，张学思毕业回国后任海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
一路风顺的海军参谋长张学思终于栽倒在1967年。现在再说当初是因为什么被打倒的，似乎多余。只有“莫须有”三个字最贴切。
1967年7月，因为“莫须有”，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里。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周恩来与张学思(右)
在关押期间，百思不解的张学思除了写信给海军党委质询原因外，还给周恩来写信道：“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说话，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但他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最终诊断结果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
虽然病重如此，但他还是被送回了密不透风的小屋子里，没有新鲜的空气流通。张学思请求将窗上的牛皮纸撕下，但被拒绝；希望吃水煮土豆，也被拒绝。一个重病人还给予这种非人待遇，那就是让他死，而且是让他慢慢的熬死了。那年张学思52岁。
又度日如年的熬了两年，1970年，张学思熬到时候了，病情恶化。奇怪的是，此时他没有给周恩来写信，周却知道他要死了，并下令“全力抢救”。这岂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腊么！
1970年6月29日张学思含恨离开了人世。临死前，与傅作义的共产党员女儿一样，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病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比画着要写字，护士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覆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
少将张学思，1933年4月年仅17岁加入共产党，到1967年7月被“莫须有”关押，是34年。
从1967年7月到1970年6月29日，三年就把一个跟随党37年的壮年人折磨至死。中国共产党不珍惜人才，也不珍惜生命，从1921年7月，邪党建立以来，党的领导人都一个个的被打下去、消灭掉了，只有党还顽强的活着。
那些现在依然为邪党卖命的的人应该通过傅冬菊和张学思的悲惨遭遇清醒了。当你们没有利用价值时，当党想抛弃你们时，你们立即就会被送上砧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