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斗地主的控诉大会，但被工作队请上台忆苦思甜的老贫农、老长工常常夸奖农忙时地主东家准备的丰盛餐点，多到能藏在裤脚管里带回家。(爱历史/看中国配图)
徐家郎（村）有一个姚姓地主，居然一年到头不吃肉的，节节俭俭的过日子，就想多置几亩地，将来可以为五个儿子留一点家当。但是他没来得及等儿子长大，土改来了，评为地主。
因为编撰《三元村志》，所以将1949年后初期的那些事重新掂量和思考了一下，这一掂量，就掂量出不少的想法来，骨鲠在喉，写出来，请指正。
半个地主
我在《三元村志》中写道：1949年后初期，三元地区有二个半地主。培德堂（村）有一个，地主姓赵；徐家郎（村）有一个，姓姚；活络浜（村）有半个地主，姓陈。“半个地主”的说法不是幽默，而是当时评定出的成分，既然是半个，大致是有点象、又有点不象的地主，但既是地主，就是专政对象。可以分他的四大财产：土地、耕牛、余粮和房舍。按土改政策，地主的金银按理不在没收之列，但其时农会的权力极大，农会说声分，也就分了。许多地方顺带还分了地主的女人。
对于地主、富农，我们这一代听得多了。小说，影视作品，都有大量的描写。我查阅了1950年8月4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对地主、富农是这样界定的：
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下面还有一些解释性的话，略去)
富农：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下面还有一些解释性的话，略去）
那么，半个地主是什么意思呢？
来自政务院的一个补充规定。规定说，“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富农。”
这就是半个地主的来历。但这个规定显然犯了文字上的低级错误。按文件的意思，“半地主式富农”的中心词应该是“富农”，但各地在执行中，都理解为“半个地主”。地主、富农虽然属于被打倒的同一等级，但在具体处置上，毕竟是有点差异的。据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受，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同意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可见，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地主的土地将“分田分地”，而富农的政治待遇比地主要好一点，至少，田地是不分的。据1950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的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第六条还规定，“但对富农的出租土地将予以全部或一部分征收。”也就是说，对富农的土地，自耕部分是保护的，出租部分是征收的。
这就是当时的土改政策。但按照这样的政策，三元村将无地可分。因为只有两个小地主。
《三元村志》这样写道：
三元村的分田分地，按三元村地少人多的特点，大致分三个等级：分出户，平均每人可保留2亩地以内，多余的分出；分进户：平均每人可分到1．8亩地，不能超出；基等户：平均每人均摊下来为1．8亩～2亩，既不分进，也不分出。
别以为分的都是地主、富农的田，在苏州农村，情况很复杂。有的佃农，在成分上是贫农，但手上田多，却是分出户。有的农民省吃俭用一辈字，终于有了自己的地，却成了中农。（中农后来细化了。上中农一不小心就滑成富农，成了革命的对象；而下中农幸运地与贫农为伍，成了天生的革命者与收益者。）
三元村这人均1.8亩土地，是根据总面积除总人口算出来的。不管你是什么阶级成分，只要人均超过2亩，你就准备分出。
家有多少亩地，才能评上地主？
1949年后初期。家有多少亩地，才能评上地主？这个问题，南方与北方，差异太大了。就苏南而言，也有差异，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大致可确认为40亩。
40亩，是苏南地主的入门线，是少是多？
民国二年，吴县曾做了一个统计。全吴县的有田人家，户均拥有11亩农田。按这个数字计算，40亩是11亩的3倍强，称为地主，似乎也够格的了。
但从劳动生产率看，这个数字就大有问题。以明朝嘉靖年间的生产力水平为例，夫妻两人可种田25亩到30亩，加上家庭中的辅助劳力（老人或小孩），一个完整家庭种40亩地完全是可行的。充其量是个中农或富裕中农。如果将自耕农硬塞进地主行列，再将他打倒，明显是不合适和不合理的。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振兴经济，也实行“计口授田”，由中央“司农司”专管其事。大致北方多一点，南方少一点。但最少不低于15亩，这是国家规定的。在苏州太仓，有“见丁授田十六亩”的历史记录，一家夫妻两口，起点就是32亩，由官府发给土地执照，承认农民的所有权。所以，在朱元璋时代，国家主张一户农民耕种几十亩地，这样才能保证自耕农的的基本生活和国家税收。
家有四十亩地，做个自耕农可以过得非常舒服，但做个地主就一点也不轻松了。
清朝顺治年间，有个叫唐甄的知县，革职后流寓到吴江定居。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他写成《潜书》，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思。《潜书》的历史价值很高，历来被史家所推崇。他在吴江薄有田产，正好也是40亩地。按1949年后初期的标准，够得上评为地主。唐知县每年可收租41石，其中上缴给国家的田赋、加耗、加解以及其他诸项费用为23石。年岁大熟时可余18石，够其一家六口半之用；半熟时则纳税后无余剩，若遇灾年只能“典物以纳”了。
这是清朝顺治年间一个拥有40亩田地的小地主的生活状况。几乎就是一个破产地主的模样。唐知县最后当不了地主了，将土地卖了，做小本生意去了。
应该说，清朝顺治年间的政治尚为清明，税收比明朝晚期低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知县尚且混不下去。看来，靠40亩田地，是当不了地主的。
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说：“在吴江，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左右，其生活还赶不上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
1949年后的苏南中小地主：舍不得吃肉
我们在三元村调查时，发现一个事实让人震惊。徐家郎（村）有一个姚姓地主，居然一年到头不吃肉的，节节俭俭的过日子，就想多置几亩地，将来可以为五个儿子留一点家当。但是他没来得及等儿子长大，土改来了，评为地主。
后来我读到柳亚子先生的自传。他说：分湖柳家，都是以节俭起家的。
他们的不幸，是不幸在一个不应该节俭的年代。按理，判别一个地主够不够地主，除了看田地的多少外，还要看其参不参加主要劳动。但这一条，对许多江南中小地主不适用。我的朋友朱军先生纂修的《友联村志》中，就出现了一个经群众集体公议，由土改工作组审定而评出的劳动地主。
上文写到的不吃肉的姚姓地主，还劳动得少吗？他们是非常勤劳的中国农民。同样，他们勤劳得不是时候。
我们在三元村得知，这个村仅有的两个地主，被很政策的对待了，他们的四大财产（土地、大农具、余粮和出租的房屋）被分了，而他们的室内财产一直保留到文革中。
文革前夕，在江南农村进行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流传着许多荒诞的笑话。被工作队请上台忆苦思甜的老贫农、老长工常常夸奖农忙时东家准备的咸肉大得象铁搭的榫头，粽子和咸鸭蛋吃不完，藏在裤脚管里带回家。
每一次的社会震动，都会牺牲一批人。1949年的社会震动，中共选择了地主。
（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