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报讨论转型时期中国人在面对从奸商到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时，出现的偏激情绪和心理失衡状况，建议“社会治理者”放眼全局，以“危中有机”、“变压力为动力”的辩证思维，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最大限度凝聚破解发展难题。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署名荔红的文章说，当下，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部分人心理容易失衡、评判容易偏颇，一些偏激情绪和极端主张颇有市场，不仅弱势群体有，一些衣食无忧者也有；不仅普通群众有，甚至一些干部也有。这些偏激心态，往往源自片面地从一个角度、一个层次看问题，过于强调主观感受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要么无视其他见解和主张，要么将不同意见说得一无是处，在极化的情绪中丧失了对客观世界的正确把握。
文章说，毫无疑问，食品安全的担心、未富先老的隐忧、收入差距的不平等，中国今天的社会，利益关系纠结，矛盾问题不少。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尤其应该重视这些情绪产生的根源，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宽慰疏导，釜底抽薪，防止个人的偏激认识和主张，发酵放大成为某一个社会群体的极端共识，防止激愤心态不断堆积沉淀，伤害和割裂社会共识，制造对立和混乱。偏激情绪及其衍生的极端主义思想，由于逻辑简单、立场偏执、态度纯粹，颇有鼓动性和影响力，经由互联网络和特殊个案的放大，就更容易激发出盲目躁动的“集体无意识”。
文章建议，社会管理者要树立“功夫在平时”的意识，创造条件让各种利益主体充分辩论博弈，在一点一滴中寻找最大社会公约数。把知与行统一起来，用情与理唤醒共识，最大限度地凝聚起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但是，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医生金福生则指出，中国大陆目前的各种社会问题、环保问题、腐败问题，和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不作为，以及法治的不健全，才是造成人们情绪偏激、心理失衡的原因：
“中国的确是处于转型时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有‘暴富’心理，从最初没钱到有钱，他就会失去道德观。那么社会上对这种人看不惯。其他人也会有一种失落感，为什么我没有富起来？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就会造成社会矛盾。关键是，也要给大部分人一些好处么。现在政府天天谈民生、民生，但问题是它现在还没有做到位。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了，这些人就大肆利用社会资源、糟蹋环境资源，而他却只管赚钱。什么铅中毒了、镉中毒了、毒大米了、那个毒、这个毒的，毁坏了社会，大部分人倒霉！可是倒霉了还得不到赔偿，那么，大部分就不愿意了，这就产生群众斗么。”
在中文网络上，近来谈心理失衡的文章不少，有题为“心理失衡是社会转型的副产品？”的文章说，近年一些调查显示，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心理问题逐渐增多，精神疾病发生的数量已跃居疾病发生率的首位。中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成为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
就中国的自杀问题，得克萨斯科技大学教育学院的教育心理学专家蓝云教授认为，在中国大陆，心理服务咨询还处在发展阶段：
“据我所知，中国现在心理咨询师的执照问题或者他们的资格考核问题还没有非常制度化。应该考虑，在中国社会中保持心理健康或心理治疗这样一个体制，作为保证社会心理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手段。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就自杀问题而言，一般我们会以为，人自杀是有一个突发事件引起自杀，但实际上，按照心理学的研究来看，人走向自杀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一般来说，那些想要自杀的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已经非常沮丧了，觉得自己不能在他的家庭或者社团里得到支持。这段时间就是一个心理学家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
网上有评论认为，中国转型期的“心理失衡”，已经不单单是个社会心理学范畴的学术问题，其本质是社会运转序列上的“规则失衡”、“救济失衡”问题。这显然是“民族精神”拯救不了的宏大命题。消除转型期的“心理震荡”仅靠“心药”是不够的。比如，在失衡的“仇富心理”背后，人们“仇”的并不是富、而是致富之“道”。这个“心理高压”如果不能通过“道德分配”的“第三次财富配置”，富者社会担当制度化，以及社会财富公平运转等规则加以缓释，“精神”再好恐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原标题：中共党报：中国正处转型期偏激情绪抬头 部分人心理易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