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新左派”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2010年，法国曾经出品一部名为《巴黎谍影》的电影。尽管有好莱坞明星约翰•特拉沃尔塔压阵，这部电影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平庸之作，在IMDb网站上评分仅6.4。不过，这部好莱坞式火爆枪战片的最大亮点，也许是一派文艺小清新范儿的原名——“从巴黎来，带着爱”（From Paris, With Love）。
2013年的6月4日，天安门运动被镇压24周年当天，一位中国教授也带着满腔爱意来到巴黎，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用流利的英语坚定地为“中国式民主”辩护，将其称之为“代表性民主”，远远优越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同时却对“六四”本身绝口不提。
何谓“代表性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很大程度上，这个名词正是这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的理论创新。在这位中国大陆“新左派”代表人物看来，以往所谓西方民主国家所鼓吹的都是“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主要以是否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为标准，而这并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在他看来，所谓“代表”无非是按照公众的最佳利益行事，而民主可以用各种方式实现。有没有选举产生的代表，其实并不重要。有必要的话，哪怕抽签抓阄产生也无妨，甚至更好。
王教授开门见山地声称“中国的党国体制享受着相当充分的民意合法性”（China’s party-state enjoys fairly robust levels of popular legitimacy），论点有三：中国人更倾向于“代表性民主”而非“代议制民主”；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代表性民主；而这种代表性民主可以让党国体制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
王绍光教授用色彩斑斓的表格、线状图和柱状图以及各种权威调查数据证明，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和要求，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近四成中国人认为民主就是为所有人提供衣食住等基本需求，近三成人认为民主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而只有4%的人认为民主应该指批评执政者的自由。
他援引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在一个关于对中国政体民主程度从1（完全专制）到10（完全民主）的打分表中，除了近两成人表示“不知道”以外，打分在6到10之间的占到65%，其中6.4%认为十全十美。于是王教授折算后宣布，在中国人心目中，政府民主程度是7.1。
具体而言，王绍光教授的“代表性民主”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理解：
“代表性民主”为了谁？——人民。在这里，人们又重逢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老话——为人民服务（serving the people）。只不过，它的对立面 “敌人”消失了，王教授解释说，“人民”的范围从“某些社会阶级”扩展至“所有人”，而在措辞上，又经常和“群众”（masses）通用。
“代表性民主”由谁来实践？——不仅由选举的代表，而且由所有掌握权力的人，换言之——干部。掌权者可能构成一个“先锋队”，但是，他们不能用精英主义的方式来掌权，相反，应该尽一切方式和群众打成一片，因为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而领导人自己则是“幼稚无知的”，应当 “在学习中领导，在领导中学习”。
“代表性民主”要代表什么？——群众的真正利益。领导干部要发现并实现人民的真正需要，而不是自发的、本能的需求。要发现这种需求，干部就要深入群众，在各种群体的局部需求中，找到社会的长远目标。
“代表性民主”如何操作？——群众路线。在这里，王教授索性直接大段援引了毛泽东的原话：“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王教授盛赞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把它看作是堪和“民主参与”（participation）分庭抗礼的路径，并为此造出一个英文新词“qunticipation”（群与？），详细阐释了它相对于“参与”的优越性，并欢呼“群众路线”今天在中国正在复兴，其表现就是中共中央大力提倡的“调研”、“蹲点”、“三进三同”、“下放”等等。他还顺便指出，“三进三同”是薄熙来的首创，虽然薄在政治上垮台，但是方法却值得肯定。
当主持人质疑称，她本人曾经参加过地方政府的调研，感觉多数流于形式。王教授略一思忖，坦率地承认，的确可能只有30%是真正的群众路线，70%是作秀；但他同时也自信满满地说，即便是这30%，就已经有很大的成效。
在演讲中，王绍光教授显示出他对西方政治理论的熟稔，面对批评者的质疑，他频频引用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为自己辩护。当一位法国学者在发言中提到“极权主义”，他立刻不屑地表示，这是早已过时的、应当被抛弃的概念。另一位德国学者说，据他观察，当下中国社会人际之间的普遍信任程度较低，相比之下，政治信任似乎还高于普遍信任，王教授也迅速反驳称，中国当下不仅政治信任很高，而且普遍信任程度也很高。这种反击充满了自信、坚决和不容置疑。
总之，虽然传说中任何武林高手都有致命的罩门，但看上去，王教授的确建立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
大多数与会者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代表性民主”和毛泽东思想之间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本质上说，这种“代表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的1.5进化版本，只不过是用流利的英语表达出来。用王教授本人的话说，我们不能只看到前三十年的失败，也要看到前三十年的成功。
茶歇中，当一位法国学者被问到看法，他意味深长地用中文低声说了一个词：“喉舌”，然后微微一笑。
在六四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日子，在巴黎领悟“代表性民主”，别有一番讽刺意味。如果王绍光教授的“代表性民主”理论能够成立，不知他又将如何评判当年的天安门运动及其牺牲者？
——如果那些学生追求的是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不知是否便“逆当代中国历史潮流而动”？因而死有余辜？
——如果他们无意推翻、而只是改善这种“代表制民主”，那么为何24年过后，仍然得不到“民主”的先锋队承认？
——如果解读为严父错待了孝子，却一意孤行，维持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禁忌和严格管控，又如何能说明这是一种“民主”？换句话说，这种“民主”给自己规定了多少年的休眠期？
此情此景，或许可以借用那部电影名字来命名——“到巴黎来，带着毛泽东思想的爱”。六四当天在巴黎表达这种浓浓爱意，的确是个巨大的黑色幽默。
（原标题：到巴黎来，带着毛泽东思想的爱）
看中国编者注：王绍光 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主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