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夕 五四纪念日的游行高潮(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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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束炽白的碘钨灯光对着我。也是一架手提式摄像机。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摄像机后边，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记者。

再后边，是昏睡在帐蓬里的学生。

再往后，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再往后，是用绳子拦起的救护通道以及不时鸣着警笛疾驰而去的救护车；……再往后，是人海，走着的、立着的、站着的、躺着的、翘首遥望的、议论纷纷的、焦虑不安的、愤愤不平的，一直延续到不能再延续的地方——那个巍峨雄阔的历史博物馆建筑群。

我眯起眼，侧过身，让开面前的麦克风，摆手示意这位外国记者不要将我和这里摄入镜头。他微微耸了耸肩，固执地换了个姿势。摄像机镜头从我身上缓缓摇开去。

摞得很高的播音器材……同样摞得很高的稿件……一束鲜艳夺目的插在塑料软杯中的花束……另一名播音员……埋头审阅稿件的编辑们……一些空汽水瓶和快餐饭盒……军大衣和强打精神、眼睛布满血丝、沙哑着嗓子谈话的学生领袖……佩戴红袖标的纠察队员……眉头紧锁的护士、医生……担架……药箱……空着的和满着的葡萄糖水瓶、生理盐水瓶……

这里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团广播站兼指挥部。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

1，学潮初起

二十多天来，已是第三次赴京。

第一次，是在四月十四日，我与郑义同行。他要来参加在文艺报召开的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同时为他与报告文学家、《强国梦》的作者赵瑜合写的一个电视报告文学本找一位切磋者。他在文章中同远志明神交已久，但不相识，而远志明是我的朋友，于是为他引见远志明成了我进京的目的之一。此外，我还将和他一起参加电影局举办的外国电影观摩展。他是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在所不免，我则试图为一部应邀撰写的电视连续剧本寻找灵感，还要顺便给某编辑部送一篇稿子。彷佛冥冥之中，一切已经按照预定的轨迹运行。

到京第二天，电视里传来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

震惊、惋惜。仅此而已。

郑义的会议已经结束，我的稿子已经送人，电影观摩展尚未开始，利用这个空档，我陪他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找远志明。志明的妻子告诉我们，他到人民大学去看大字报了。

“大字报？”

“对，人大出现了悼念胡耀邦，要求为他平反的大字报。”

与其坐等，不如也去。先看大字报，再找远志明。借了他家的自行车，立即奔人大。

——从那一刻起，一辆单车两个人，我们就上路了。

谁也没想到，在其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竟是一次狂飙突起的民主运动。

学潮来势凶猛，急速发展。天安门广场很快成了不夜之地。越来越多的人把越来越多的花圈，越来越大的挽联、悼词挂上纪念碑越来越高的地方。

图1：胡耀邦逝世引发八九学潮。越来越多的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悼词、挽联、标语，挂上越来越高的地方。摄于1989年4月19日。选自《献给自由》。

2，新华门前

四月二十日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群众里三层外三层为学生助威。树上、果皮筒上、自行车上、三轮车、平板车上，居高临下者们被翘首掂足的人们要求现场报导。一阵哄喊，人流后退。

“怎么了？嘿！哥们儿，转播一下呀！”

“出来好多当兵的。操！手里拿着枪呢。”

“当兵的出来了，拿着枪。”

“他说什么，哎，你刚说什么？当兵的从哪出来了？”

“树上说的，从新华门里出来了好些当兵的。”

又一阵哄喊，人流往前涌。人们节奏鲜明地齐声高喊：“李鹏，出来！李鹏，出来！”

“丫挺的真不够意思！学生都坐好几个钟头了，就是不出来说说话。”

“嘿！刚才又怎么了？别光顾自个儿看呀！”

“哎，转播转播，不然你下来让我上去。”

“别介！你那么胖，一上来树该折了！”

“那你倒说呀。”

“当兵的站成一排，三排，挡住新华门啦。”

“他说什么，胖师傅？”

“他说当兵的站成三排，挡住学生了。不让学生冲新华门是吧？嘿！树上的？不让学生冲新……”

“我操！这阵势，够吓唬人的。噢，学生又住里涌呢。”

“学生又往里涌啦。”

“又往里涌啦！”

……

我奋勇地上了一回果皮箱，片刻就给挤下来了。

郑义连推带托又将我弄上墙缘，那是新华门两侧做着标语用的墙，此刻已经扒满了人。这回我看清了：全副武装的军警与群众对峙着，将新华门挡了个水泄不通。在他们面前的地下，是一大片席地而坐、秩序井然的学生。学生周围，老百姓人头攒动。

图2：在军警面前的地下，是一大片席地而坐、秩序井然的学生。学生周围，老百姓人头攒动。摄于1989年4月19日。选自《献给自由》。

接下来，就从长安街以西来了军车、宣传车，劈劈啪啪跳下来的军人们，一个个面色铁青，人墙一般排排布阵，层层扩大地盘。官方的宣传车来回乱转着警告：

为了维护交通秩序，限大家在几点几分以前自动散去，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午夜时分，宽阔的长安街上，除了这些满载武警的车，再无任何其他车辆，也极少过路的行人、自行车。学生们深夜以后来此静坐，正是出于交通秩序方面的考虑。不知要维护什么交通？

人群一阵阵向后跑，又一点点往回蹭。又一阵大幅度向后跑，再一点一点往回蹭……

3，和平请愿书

次日上午，我醒来时不见了郑义。

郑义下午五时许回来时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另外两个是远志明和谢选骏（青年神话学家，因参与“八九民运”曾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他们表情有些严峻，说昨晚警察打学生了。

郑义从兜里掏出了所有的东西：通讯录、记事本、记者证、中国作协会员证。他说，他们今天拟定了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当局不要以武力镇压学生的和平示威，要求与学生对话。信上已有大批知识界名人的亲笔签名。签名还在继续，而他们三人要亲自去中南海呈交此信。郑义给了我一个复印件，让我好生等他回来，说他最迟晚上八点回来。谢选骏接茬说，“你往晚里说，省得万一没赶回来她着急。”

“九点，”郑义说，“九点以前准回来了。”

我说我也去，“你不用，”他说。

“我得去。”

“坐不下。”

“什么？”

“车里坐不下。”

出去一看，果然一辆红色小轿车停在路边。“回去回去回去吧。”三人一块将我撵回招待所，钻进那红色的一团便拐弯不见了。

八点没回来，八点半没回来。九点还是没回来。九点半。十点。十点半。十一点。我以为他们随时会推门而入，却始终没有。

他们怎么和司机说的？如果进去十五分钟以后还不见出来，请立即空车返回，告诉人们，他们出事了。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吗，他们被抓起来了，仅仅因为他们给自己的政府呈交一封表达心愿、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联名信？

4，游行开始了

大街上隐约传来口号声。

我奔出门去。新街口由北向南，正在通过游行队伍。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政治学院、北航、民族学院、……队伍秩序井然，紧靠马路右侧，外围是手拉手的纠察队。毫无疑问，这既是出于维护交通方面的考虑，又可防止别有用心者混进队伍。标语口号表达了心声：“耀邦，我们来送您了！”“耀国兴邦、英名永垂”、“打倒官倒、清除腐败”、人民警察爱人民”、“爱国无罪”、“我们要民主、要廉政”、“对话”

……一幅巨大高耸的标语牌，由十几名学生分组抬着由远而近。鲜明醒目的大字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今夜，北京各高校的所有游行队伍都从这里通过。前不见首，后不见尾，浩浩荡荡。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年轻的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真正的“人”的大军。此刻，这支大军正迈着人类尊严的步伐，热情澎湃地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图3摄于1989年5月4号。选自《献给自由》。：1989年的“五·四青年节”，长安街被自由民主浪潮席卷，游行队伍不见首尾。

我猛然冲出人群，站在远离围观人群的黑暗中，想止住激动的泪水。却发现朦胧街灯下，口号声如潮，四面八方正在涌来另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人民。

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平日里事不关己的冷漠神情一扫而去。他们伸出双指向学生示意，举起自制的上写“大学生万岁！”“你们辛苦了！”的小牌子向学生致敬，他们和学生一起呼口号，并自觉地协助纠察队维护游行队伍的秩序。

“你急什么？等这截过完了你再过，”一位中年人对一位推自行车的青年人说。

青年人更加抓耳挠腮：“我是想到马路当中送他们一程，这边全是人了，人行道骑不成。”

马路当中，正有一个庞大的群众自行车队与学生同行。

“那也不行，你没见人家手拉手拦着哪！”

队伍接近西四，围观群众的情绪和人数已远远超过了学生。人们将人行道栏杆上的交通标语，折隐前一半——“高高兴兴上班去”，剩下后一半——“平平安安回家来”——挺挺举起，向学生们示意。人民是学生的后盾，是学生的家，这半句话寄托了多少父老兄弟姐妹的担忧和关切！学生们眼睛湿润了，喉咙哽噎着，对路边的人群声声说：“谢谢，谢谢。”

西单，已是人山人海。人们站在街道、巷口、商店，站满过街天桥、十字路口，挤满公共汽车窗口，伸出了如林的手臂。万头攒动，镁灯闪开，口号声声，人们含泪含笑含着前所未有的忧虑和钦佩，送学生们走向一个伟大的壮举。

“人民”这个字眼，一下子变得具体生动。

“人民万岁！”

文化大革命时，只有一个人喊这口号。他不是人民。

现在，人民自己说：人民万岁！

这意味着人民不再是一盘散沙，一群漠不关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乌合之众。在权力的金字塔底座，他们终究意识到他们不是一块块被砌垒在各自行业、身份上的无知无觉的石头，他们开始从意识上、乃至行为上联合成一个巨大的整体，第一次找到了足以消除彼此之间种种差异的共识。他们从对学生的共同的支持和关切中，从民主与廉政的呼声中找到了默契。

第一次，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中国人开始相互认识了。

如莫札特的纯净加上萧邦的热情加柴可夫斯基的恢宏加上瓦格纳的激励加上贝多芬的雄壮加上德沃夏克的新大陆……有人听过这样的交响吗？

曾经在八四年那个失恋的冷秋，我走在长安街头，突然听北京站震耳欲聋的钟声。钟声里仰头西望，一轮红色正在缓缓落去。那一刻，我铭心彻骨地忆起了米开朗基罗的那句话：

“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他自己。”

从新街口、西四、西单一路走来，走上长安街，走在人山人海，人海人山之中、被巨大默契的心之海席卷，我又一次铭心彻骨地忆起了这句话，又一次感到一种崇高美，感到生命的新一次升华。

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选择：我选择审美我就必须选择人生；我选择审美的艺术和真诚不欺的人生，我就必须选择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我选择个体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同时也就选择了对全人类及一切生命形式的尊重爱护和捍卫。我捍卫人类的尊严，就不能不为汹涌的民主潮流所感动，所溶化，所升华。

5，第一个不眠之夜

有人凑近来，想看我在一张纸上正记什么。——我随学生走了一路记了一路。我正在从三千年前和几十年后、也许几百年后甚至几干年后观看眼前的游行，我正置身不可多得的历史事件中。我有一个很惶惶然的念头：此刻每一分钟都胜于平庸年代里的平庸一生。马斯洛所说的那种高峰体验，人终其一生只能出现不多的几次，而我以为，一个社会的高峰体监，一个民族的高峰体验更是百年不遇，千载难逢。这样的体验此时此刻正在发生！它转瞬即逝，所以我得抓紧记录。紧走几步，甩开后边的人。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理解我的做法：用一只秃笔记录这浩翰的场面，太笨拙了。

身后竟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柯云路（著名作家，后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太原公安局收审）和他的妻子罗雪柯。

“你记什么呢？”

不好意思。我手一抬，一挥，一大片，“这些。”

“就你一人？”

看来他们并不奇怪我的笨拙。

“郑义丢了，”我说。

然后，掏出那份上书复印件，说我明天要去鲁迅文学院征集签名。柯云路在阅读这封上书和签名时，严肃之极，他不时地皱起眉头躲避着凑上来的围观者，那架式大约和我刚才躲避他们差不多。

明知在广场人山人海中根本无望碰到郑义们，我仍焦虑不安。因为差不多可以碰到的熟人都碰到了。隔着几层人，我对北大作家班队伍里的一位熟人喊：“知识界联名上书人大、中央了，支持你们。可是郑义、远志明、谢选骏一去没回来，至现在下落不明。”一通欢呼淹没了我的声音。他们只听见了前半句。

凌晨时分，我在中南海两个门和府右街转来转去，那辆红色小轿车杳无踪影。我截了一辆熟人的自行车满怀希望回到住所。打开门，没有人。什么东西都没动过。我留的字条还在桌子上。

次日下午，我从悼念胡耀邦的人墙中，费尽了气力，跟跄着再次回到住所。郑义正举着保温瓶往嘴里灌几天前的凉开水。我问信送到了吗，他说不知道，我问信呢，他说交了。我问怎么交了还说不知道送到没？他说真是交了又不知道送到没。

摸摸他头不发烧，我说你累了。他说我是累了我们都累死了也气死了。我们在中南海几个门之间来回跑，就是没人理我们！最后理我们了，却把我们反着胳膊拧了进去。一进去就审问姓名年龄职业单位党否，还是不收我们的信也不转交。四十分钟后我们拿着信出来了，小车早就没影了。后来我们绝望了，干脆又去了大会堂跟治丧委员会的人说对对对这信就是给你们的，给哪都行给了就行。我们都挺不住了！给自己的政府呈交一封信没想到这么难！这是什么样的官僚机构！然后我们陪学生一直在广场待到天亮。一会说要清场一会说要戒严，我们真不忍心学生们独自承担风险，追悼会一开始我就往回走啦！

他一口气说完，头一歪，眼一闭，片刻，鼾声大作。

我知道他说“陪学生”，学生其实并不知道。我知道广场上昨夜上万市民、工人、知识分子、社会名流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这样的目的在学生静坐圈外徘徊着，渡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

6，八九五四

图4：5月4号，数以万计的学生步行约20公里，游行抵达天安门广场。

摄于1989年5月4日。选自《献给自由》。

二次进京是“五·四”。郑义已先期到京了。他被延请为那一年度电影金鸡奖评委，从一号起，就没日没夜地坐在中国影协的小放映室里接受国产影片的轰炸。因为有他在京，我便为自己找到了不安份守己的理由。再说，一辈子就去“五·四”运动发源地过一次青年节不为过矣。对自己这么说着就上了火车。下了火车奔天安门而去。地铁和公共汽车都载着心急火燎的人们，却只在广场前两站停，要么就过了广场才停。

这一天，没有广场这一站，连它的前后两站也没有。

不过这一招根本无济于事。

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今天是什么日子政府知道，老百姓也知道，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

进入广场的几个口都有警察拦路把守，汽车不准进，自行车不准进，三轮车、平板车、童车……举凡有轱辘的都不许进。徒步的人们从几个路口鱼贯而入。

红旗招展，字幅标语林立。阳光灿烂，万里无云。

社会各界都上街了。经常引起观者们阵阵欢呼的是中央某些直属机关的队伍、国务院下属部委的队伍、各民主党派的队伍。这些平日里出入刁斗森严之地，衣冠楚楚、举止娖娖、不苟言笑、四平八稳的灰色形象，如今也走上街头“犯上作乱”了。他们带给广场的兴奋和鼓舞丝毫不比外地进京的各高校队伍差。

整个广场突然向东面倾斜了去！顺势远望，一个巨大横幅上，“首都新闻界”五个大字格外醒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记者协会……都出来了。

图5： 1989年5月4号，首都新闻界上街，要求开放报禁。（网络图片）

“我们要讲真话”、“开放报禁”、“新闻自由”、“新闻改革”、“我们不是传声筒”……一串串标语在人头上、人缝中一一闪过。——不是中国人，很难体会看到这些标语听到这些口号时的心情。“潮水般地……”这词汇只能描绘广场盛况，但心呢？那百万颗在胸臆间跳动的中国心呢？

我僵直在这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如沧海一粟，听凭汹涌狂滥的洗礼和隆隆涛声震撼，心中浪潮汹涌澎湃。民主、科学；“五四”精神没有被馒头沾血的悲哀所淹没，终于化作街头百万人民的呼声，响彻东方这一片古老的土地。（待续）

写于1991年监中归来，逃亡途中

注：这是1993年3月在香港田园书屋出版的《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一书的第二章，原名《自由潮》。本章（分三部分发表）当时写作时，出于安全考虑，隐去了诸多人事和姓名。这次发表，因一些历史情况和人事情况有所变化，涉及事件姓名酌情有所增加。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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